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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金融业作为一个高薪行业的历史,要结束了吗?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时间:2023年09月06日 16:02

开宗明义:本文所讨论的“金融业”,主要是指券商、基金、保险资管等机构,尤其是其中的投行、投研、固定收益、机构销售等高薪岗位。金融业是一个很大的行业,从业人数最多的其实是银行,其次可能是保险经纪;但这两个细分行业的薪酬显然没有达到打工人的顶尖水平。在全世界范围内,金融业最高薪的部分都是跟资本市场打交道的部分,在美国是“华尔街”,在中国则往往被戏称为“中国华尔街”。

过去二十年,国内高薪白领有三大来源和聚集地:金融业,互联网大厂,以及部分外企。它们固然都吃到了时代的红利,不过总体看来,金融业吃到红利的方式更“奇怪”,高薪基础更“脆弱”一些。与其他两大高薪职业相比,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违和之处:

部分外企,例如外资咨询、IT企业以及大型跨国集团,其母公司待遇本来就很高,其中国分支从事的往往是高附加值业务,高薪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外企普遍比较守法(怂),注重劳动者权益,从而成为了性价比极高的打工人胜地。

互联网是过去二十年国内增长最快的行业,一方面组织膨胀速度很快、年轻员工很容易升职加薪,另一方面股票增值明显。而且互联网多为美元资本催熟的民企,只要能拿出业绩,组织对于个人薪酬待遇是慷慨的,至少在高成长阶段是如此。

金融业则有些“两不沾”:首先,国内持牌金融机构大部分为国企,国企本来就不存在高薪文化;其次,国内金融业虽然扩张迅速,但与互联网这种真正的高成长行业还是相差很远的,本质上仍然是个周期性行业。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业仍能保持高薪多年,这是一个奇迹。

有人会说:“金融业是智力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的高学历、高智商人才,高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这话貌似合理,可是仔细一想就觉得不对劲——国内的“智力密集型行业”何止金融业,可是其中绝大部分都不算高薪。

就拿现代服务业来说吧,律师算不算智力密集型?会计师算不算?税务规划算不算?本土咨询算不算?这些行业高薪了吗?其中的佼佼者、大小老板们固然是高薪了,可是中基层打工人的待遇只能用一般来形容。所以我们提起社会上的“高薪赛道”,一般不会拿它们作为典型案例。例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欧美是不折不扣的高薪职业,在国内则只是“中层白领职业”,贵在稳定性,只有升到合伙人才算进入社会精英行列(绝大部分人不会熬到那一天)。

还有数量巨大的非金融类国企,尤其是央企,招的都是名校或海归硕士、博士,但是待遇只能用一般来形容。就算把一切隐性福利全部算上,非金融类国企与金融类(注:主要指券商、基金等,下不赘述)相比,薪酬总包还是远远不及的。除非求稳定、希望躺平,否则在同等情况下,在国企板块内部,大部分人不会弃金融业而取非金融业。

那么,造成国内金融业超高薪酬待遇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有一部分必然因素,例如国内金融业的发展、智力密集型本质等等,但是上文分析过,它们只构成“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按照资本市场时髦的说法,必须有一些“催化剂”促使它们完全发挥潜力,把金融业变成一个高薪行业。我觉得,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历史上,主要发挥作用的是两股“催化剂”:

第一是来自外资金融机构的薪酬对比压力。还记得十多年前,在大学校园里,同学们谈起求职“投行”的时候,指的肯定是外资投行,绝不是中资券商的投行部。外资投行、基金的香港分支机构,以及它们在内地的合资机构、代表处,虽然招聘人数很少,但是薪酬极高,是当时中国应届毕业生拿Global Pay的几乎唯一选择。

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内地和香港两个金融职场日益融合,为了与外资争夺人才,中资金融机构的高薪化也日益明显。在中资机构当中,一贯以高薪著称的中金就曾经是中国最早的合资券商——外资的“高薪文化”至今还在惠及数以千计的打工人。

第二则是金融业周期性扩张带来的“薪酬刚性”,通俗地说就是“工资一旦提上去了,就很难降下来了”。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每次金融业的普遍提薪,都伴随着股市或债市的一轮结构性牛市。

2006~2007年的大牛市使国内券商和基金第一次真正成为了“高薪白领发源地”;2014~2015年的大牛市进一步巩固了其地位,从那以后中资机构的薪酬真正能与外资相媲美了(尽管还是比外资低)。固定收益、信托等业务也有属于自己的结构性牛市,因为国内金融业是一个典型的“周期成长行业”,其成长性主要体现在周期性的爆发。

在理论上,上升周期里面提上去的薪酬,应该在下降周期里面减回去才对。可是在实践中,基本工资只要涨上去了就很难下调,至少不是以相同幅度下调;能下调的主要是基于绩效的奖金。结果就是,对于大部分金融业从业者而言,基本工资呈螺旋形上升,奖金呈周期性上升,总体上还是大幅上升。国有金融机构的领导一般也不存在很强烈的控制薪酬的动力,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薪酬上升的受益者。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金融业的薪酬水平之所以超越了律师、会计师、非金融国企等本来也具备“高薪潜力”的职场赛道,有巨大的历史偶然性。我们不应该说:“因为华尔街的薪酬高,所以中国华尔街的薪酬也应该高。”要知道,美国华尔街和“中国华尔街”除了做的业务性质类似,在其他方面几乎一点都不类似,并不存在后者的薪酬一定要向前者靠拢的必然性。

那么问题又来了:因为历史偶然性而获得的高薪,会因为历史必然性而被收回。这种事情已经在发生了。

证监会主导的券商佣金率下调、基金管理费率下调,以及IPO和再融资的大幅收紧,注定了今年金融机构薪酬惨淡的格局。上述影响不仅是周期性的,也是结构性的——佣金率、费率这些东西,一旦下调了就很难再提上来。

接下来,券商投行收取的IPO费用、固定收益交易的点差可能也要下调,因为主管部门的思路是全面降低金融中介费率,通过牺牲中介机构利润来搞活资本市场。只要上述思路存在,金融机构就将面临持续的收入下降压力,而收入下降一般都会迅速传导为薪酬下降。

与上述因素同样重要、乃至更加重要的因素,则是主管部门对金融业定位的强调(或曰澄清)。这方面,大家可以参照国家监委于2023年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明确提到:“摒弃‘例外论’‘特殊性’‘优越论’‘无关论’‘业务需要论’等错误论调,破除‘金融精英论’‘唯金钱论’‘西方看齐论’等错误思想。”虽然该文章讨论的主要是金融反腐,但是对于金融业普遍存在的高薪局面也会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

再强调一遍:国内绝大部分持牌金融机构是国企。在历史上,金融业国企的薪酬远远高于非金融业,即所谓“例外论”;金融业从业者被视为高智商的社会精英,即所谓“金融精英论”;金融业的高薪酬被视为开展业务的必然需要,即所谓“业务需要论”;金融业国企的薪酬不断向外资机构靠拢,即所谓“西方看齐论”。从今往后,上述情况无疑要改变,金融业很难再作为高级白领的空中楼阁而继续存在下去。

乐观者会说:“哪怕金融机构的薪酬大幅下调,在全社会仍然属于顶尖水平,从业者不应该抱怨什么!”问题在于,薪酬下调的同时,工作压力是否也会下降?最近的互联网行业展现了另一种可能性:大厂纷纷降本增效,人员坑位减少了,薪酬总包减少了,未来的上升空间也缩小了;可是加班和出差并没有明显减少,在某些公司、某些部门还出现了上升。

以前,互联网大厂员工是出于财务自由的愿景,热火朝天地996;现在,他们则是出于害怕被裁掉的焦虑,忐忑不安地996。同样的事情会出现在金融从业者身上吗?或许已经出现了。

不过,对于金融业从业者而言,至少还有一个好消息:国企在主动性裁员方面还是比民企谨慎很多的,跟不上时代节奏的员工往往不会被直接裁掉,而是调往无关紧要、薪酬待遇平平的岗位,任凭其自动离去。愿意被边缘化的员工,可以赖上很多年,这是金融业比互联网行业更“优越”的地方。

至于再过十几年,国内金融业会不会又迎来一波新的结构性扩张,从而再次回到高薪赛道的位置,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我对此难以乐观,你认为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互联网怪盗团(ID:TMTphantom),作者:怪盗团团长裴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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