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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流浪老人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3年09月28日 21:14

山谷地区曾为山脚，故而得名于“山谷”或“三谷”，又因仅有三户人家居住于此，还被称为“三屋”（山谷）。在江户时代，山谷是日光道、奥州道到江户的入口，街道两侧有许多小旅店，是众多行脚商与江湖艺人的栖身之地，热闹非凡。附近有处决犯人的小塚原刑场（现荒川区南千住），还有曾经以花街柳巷闻名的吉原（现台东区千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遭受火灾无家可归的受害者多数聚集在上野周边。东京都是当时受害者的居住之地，同时在现在的山谷地区搭建了可用来临时住宿的帐篷，对受害者进行救济支援。不久帐篷变成了木质简易住所，许多人从这里出去打短工，山谷也成为了许多人的暂居之处。

现今仍然把台东区与荒川区两区称为“山谷”，但在地图中没有标记。山谷一直以来被负面形象所困扰，被认为是一个产生歧视的名字，故而根据1966年的住所标记改定，取消了该地名。浅草的繁华街以北2公里处，以明治道路的泪桥十字路口为中心有164所（至2009年3月）简易住所。简易住所又称为“户屋”（该读音为日语“住处”的倒读），其中大多数旅店的一个房间仅为2～3个榻榻米，还有很多旅店为双层床构造。整日以打短工为生的劳动者多数在此生活。

千叶彻弥的著名连环画《明日的丈》其大背景就设定在山谷。主人公矢吹丈居住在山谷的简易住所一条街上，剧中场景设定他在泪桥十字路口附近的丹下拳击俱乐部练习。作者千叶彻弥对山谷饱含了无尽的复杂感情。

东京的“山谷”、大阪的“釜崎”与横滨的“寿”是日本三大短工聚集处，在这些地方聚集着众多以打日工、短工谋生的劳动者。短工聚集处的劳动者们从事修建马路、桥梁与高楼大厦的相关工作，支撑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建筑行业工作急剧减少，短工聚集处的众多劳动者因失业而生活日益困窘，不得不靠流浪街头潦倒地生活。

1992年，新宿地铁站地下街出现了纸板屋，从那时起在山谷地区又见到了无家可归者的身影。东京都23个区的无家可归者在1999年多达5800人，5年间一直保持着这个数量。东京都针对无家可归者出台了许多政策，但无家可归者的数量从未减少。自2004年实施“地区生活转移支援事业”之后，东京市内的无家可归者在2007年度减少至2300人。

“地区生活转移支援事业”是指在公园和河边生活的无家可归者“由住帐篷改为住公寓”的一项计划。政府向民间征借公寓，以3000日元的价格将公寓租给无家可归者使用，也包括日常生活咨询等内容的一些政策。

据2009年调查显示，东京都23个区的无家可归者为2341名，与顶峰时期相比减少了一半左右。但仍有2000名以上的人在东京的某个街头过着流浪生活，其中的三分之一在山谷周边，并且山谷的无家可归者大多为高龄老人。曾经以劳动者的街道、短工聚集所而热闹的山谷，如今住着许多无家可归者，成为一个贫困地区，也成为当今日本集“单身、贫困、高龄化”多重问题于一体的地区。

1999年，笔者初次造访山谷，被其“贫穷”所震惊。笔者参加了志愿者团体活动和他们一起捏饭团。每周日下午在玉姬公园里会分发饭团。这个公园流浪者很多，每次都能排起200人以上的队伍。这些流落街头的人们每天靠着分发赈济灾民的饭团来充饥。

有些流浪者在酷寒的冬日丢掉了性命。一个流浪者说道：“一旦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像件东西一样被运走，我们这样的人和物件没什么两样。”在公园死去的人用蓝色单子裹起来，放入带斗篷的卡车运走。这幅光景使笔者感受到经济发达强盛的日本的另一面，是触动心灵的事件。

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笔者萌生了“一定要利用好护士资源，在山谷地区进行力所能及的支援。”这样的想法希望将来“改进和加强山谷地区医疗、福祉”。于是，2000年6月笔者成立了NPO法人护理站。

成立护理站初期，只有护士3人和普通职员1人。在山谷这样一个毫无医疗设施的地方开展事业，我们没有任何基础，只有一个美好的设想，就是把山谷带向“医疗、福祉完善的城市”，在我们做这项工作中得到许多支援团体的大力协作。

护理站在山谷设立了事务所。一到夜间，事务所周边的街道上，众多无家可归者把自己蜷缩在纸箱里睡觉，多的时候大约有150人左右。后来虽然数量有所减少，但仍有约70—80人每天在事务所周边的马路上度日。

有些山谷居民讲：“每月我在这里清点马路睡觉的人数时，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愿望，希望流落街头现象早日根除。”每当我询问在事务所周边的流浪汉或者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流浪汉时，不仅感受到了残酷难挨的流浪生活，也感受到了这些人对生活的坚强态度。

笔者在护理站工作之余，在上述的城北劳动福祉中心的地下娱乐活动室里采访了以下几人。

案例1：月生活费为12000日元的事例

小山刚（77岁，化名）一边笑着一边用和缓的口气答道：“我身子骨还很好！”从北海道来到东京已经50年了。小山兄弟姐妹4个，他排行老二，但与兄弟姐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过了。他说道：“现在过着这样的生活，更无法联系了。”

小山原来从事以土木工程为主的建筑业，也做过高空作业，他带着些许自豪说道：“我还从事过事务性的工作呢”，工作到65岁，一直在山谷周边的简易住所及公寓里生活。

“在山谷过着流浪生活前，我住在虽小（4个半榻榻米大小）但也是公寓的房子里。上了年纪后，没了工作，储蓄也见了底，3万元的公寓租金已经无法支付，无奈之下拖欠了三四个月的房租。房东一直催缴租金，没办法最后把行李丢在公寓逃了出来。12万元的租金虽然欠账难还，但是17年一直住那个公寓，也可以消账了吧，不过总归是欠账不还。刚好流浪的地方和原来的公寓相隔很近，所以在这附近混也有些拾不起头来。流浪生活到现在已经有4年了。”他非常怀念自己踏实工作，过着简单素朴的以往生活。

“夜间就睡在纸箱里，寒冷的时候会穿很多衣服，所以也能扛过去。早上5点起床，在周围晃荡。一直到8点半中心（城北劳动福祉地下娱乐室）开门。中心有很多人，所以一点也不寂寞。现在一个月从事两次老年人的工作（一天挣6300日元，东京都分配的打扫卫生等工作），每月生活费维持在12000日元左右。虽说有钱的日子更好过，但是每月12000日元也能生活下去。有时中心也给发面包，或排队打赈济饭，基本上是不会饿肚子的。但12000日元就不能喝酒了，年轻时还多少喝点，现在没这个钱了。也不会抽烟，身体很好一般也不去医院，等万一哪天倒下的时候再说吧。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

每月12000日元的生活费全部花在了吃饭上。当笔者问他12000日元的生活难道不苦吗？难道不需要起码的生活保障了吗?

他这样答道：“以前从公寓搬出来的时候，想获得些生活补助，于是去了社会福利事务所（生活补助科），结果碰了一鼻子灰，那里的人和我说：“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去养老院吧！”我才不要去什么养老院呢！于是，就放弃了获得生活补助的念头。要说流落街头生活的艰辛事情，目前还没什么特别的，但是遇上下雨的日子会比较辛苦些。没有了可以到处晃荡的地方，也不能出去，会觉得比较冷，住的纸箱子也会浸湿。打救灾饭的时候，还得一边排队一边举着伞，下雨是最讨厌的事情了。”

听了他的这一席话笔者意识到，这个老人在没有了工作、储蓄，不得不搬出公寓的时候，如果能够得到生活救助的话，他就不会流落街头。

案例2：贫也东京富也东京

池田澄夫（74岁，化名）从岩手县中学毕业后来到东京。“周围的人都在说，‘贫也东京富也东京，东京是个好地方。天皇陛下不也住在那里嘛’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出人头地，所以才落得这般田地”，“东京是个可怕的地方，生活艰难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回忆起自己年轻时赌钱、喝酒的日子。

“我现在能够自理，即便没有房子我也不去申请福利补助，做点老年人的活儿，靠收集空易拉罐一个人生活挺好。收集空易拉罐每月能有5000日元的收入。有钱的话就想吃好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吃。”池田对自己这么大岁数还靠收集空易拉罐维持生计颇有自豪感。

“来到中心后，大家都在这里，可以使用煤气，也能吃到拉面，不会感到寂寞。虽然周日、连休时中心关门，没有了能待的地方，会感觉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下雨的日子最艰辛了但是在我倒下之前也拿不上福利，所以还得接着努力。”

“我知道许多发放救灾食物的地方啊！”，接下来和我说了很多关于一周发放救灾食物的地方及食物品种，还有发放团体等。他已经70多岁了，体力不比从前，很容易就能想象到他流落街头生活的艰辛了。但从他们这些无家可归者身上，笔者深深地感受到他们之间的那种同为天涯沦落人的乐观精神。

事例3：半夜遭水浇

山田俊夫（68岁、化名）在笔者事务所前流浪已经有4年，居无定所的生活已有6年。他经常给我们员工自行车打气，下班时会和我们打招呼说：“辛苦了。”

山田先生以前和妻子、儿子三人一起生活。在山谷附近做干洗店工作，供养着妻儿的生活。因屡次大量饮酒，生活糜乱导致和妻子离婚，和儿子也分开生活了。干洗店生意不景气，最后倒闭，之后在山谷附近的吉原特殊洗浴街和旅馆街从事分发毛巾的工作。经常上上下下走台阶担毛巾，是一个体力活，已经60多岁的山田由于腰腿已经不很灵活了，只好辞掉工作。

生活日益拮据，开始拖欠公寓租金，最后无奈走上流浪的道路。起初在隅田川河川边生活，4年前开始在笔者工作的事务所附近生活。现在收入大约每月有9万日元左右，包括每两个月养老金14万日元及每月两回从事老年工作的收入。作为流浪汉，收入已经很高了，也不用排队打赈济饭，每月盒饭费（有时也给别人买单）、烟费、手机话费就花掉9万日元。

手机是偶尔与前妻联系所用，山田告诉前妻自己从事保安工作，并没有告诉她自己过着流浪街头的生活。

流浪生活中，最艰辛的是“在一个冬日的夜晚，酣睡之中，开着车的一群年轻人向我走来，浇了我一身的水。纸箱和衣服都湿了，真的很冷很冷，真是无情啊！”山田想起这些悲伤的往事，面部露出凄苦的表情。

流浪者的生活费来源各种各样。笔者访谈的8个老人中，生活费最多的是加养老金9万日元，最少的是1万日元。当然租赁住房来生活的话这点钱远远不够。

接受访谈的老人都说：“我们还很健康，所以不想接受生活补助福利什么的，没关系……”可以说在如此贫穷的现实中，流浪街头的老年人仍然顽强地生活着。

但无论年老年轻，对于现在流浪街头的生活他们为什么要说：“没关系！”呢。在不得不流浪的现实里，他们大都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山谷的人们自嘲自讽说得最多的话是“过上了现在这种日子，都是因为自己不好呀……是自己的责任啊！”

长年研究贫困问题的岩田正美就“无家可归”的生活状态这样指出：“生活的极度贫穷很容易暴露在公众面前，更容易被谴责违法，也易遭人厌恶。”

对于没有居住场所的他们，因为被认为非法占据了地方而遭到人们的厌恶，这一点他们也确实亲身感受到了。另外，他们对于自己原来生活的过度酗酒，赌博等恶习导致如今流浪生活的反省也从另一方面反应了人们的想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ID：sjcff2016），作者：山下真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