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科技快讯算法围城下，大学生的网络社交危机

算法围城下，大学生的网络社交危机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3年10月08日 11:18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网络通信的社会化应用，网络以重构性姿态介入人们的生活，从时间和空间上根本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沟通方式，促使人们的交往方式从传统的现实社交转向网络社交模式，即在物理链路和数字技术搭载的网络空间中，基于社交软件进行的在虚拟社交群落中互动和交流的行为。

目前来看，网络社交形式趋于多元，主要包括电子邮件、社交网站、即时通信、网络游戏以及影视音频等。这些新的交往形态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尤其是当代大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然，网络社交的兴起为大学生提供了全新的人际交流和互动模式，但也造成了现实交往与网络社交的矛盾和冲突，引发了大学生网络社交危机。因此，必须正视大学生在网络社交中显露的问题，加大力量投入，引导大学生从“非正常”和“异化”的网络社交困境中走出来。

一、大学生网络社交的危机检视

网络社交已然成为当代大学生社会交往的新形态，对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产生积极作用，如促进了人际交往、满足了心理需要、提供了求知学习的新渠道等。但大量现象表明，过度使用社交网络进行网络社交，可能引发个体消极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如逃避现实人际交往、沉溺网络信息消费、引发认知局限等。较之于网络社交的积极作用，大学生在网络社交中所产生的负面问题更值得关注和重视。

1. 网络圈层社交：引发认知局限

网络技术的发展既最大化地满足了大学生追求个性的诉求，又提供了精准的信息服务。但同时，人类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技术理性扭曲、操控和遮蔽，倒逼着大学生进入了一座信息交互相对狭窄的“孤岛”——网络社交圈层化。

大学生群体在网络社交中往往呈现出鲜明的圈层化表征。所谓网络社交圈层化是指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基于信息获取定制化、个人社交圈子化、交互关系层级化而形成的一种仅在自己特定的社交圈层中小众化、垂直化进行信息传播、交互的交往状态和趋势。大学生正值观念觉醒、价值养成的“拔苗育穗期”，对于情感价值的认同和呼吁可谓更趋激烈，这种因“趣”成“圈”的圈层场域恰好迎合了其抒发情感、找寻归属以及身份认同的心理诉求和情感需要。因此，大学生群体在网络社交中圈层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圈层化中部分大学生“圈地自控”引发认知局限。在网络社交中，“由于圈层结构的存在，不同群体之间排斥对话和交流的情况经常出现，对‘他者’的定义和想象往往陷入‘非友即敌’的思维”[1]。

也正是囿于这种圈层文化所具有的密闭性和排他性的态势，部分大学生沉溺在固定的网络社交圈层之中，倾向于信任和吸纳自身所属社交圈的圈内人的信息，拒斥与“圈外”的“我们”和“他们”进行沟通和接触，对于其他异质性信息更是选择性接受或者直接忽略，久而久之，部分大学生便不自觉地陷入了“圈地自困”的社交场域。

圈层交往场域是成员间基于共同爱好与价值取向构建而成的认同王国。长期生活在圈层交往场域中，大学生所浏览和获取的信息往往是同质化或单调重复的内容，不仅不利于完整全面地认识世界和探索新知，反而无形之中将自己困顿于一种单一的价值观之下，逐渐形成兴趣至上的思维惯性，引发主体的认知局限。而“当个人被禁锢在兴趣偏好的自我构建中时，好比作茧自缚，不知不觉中便会失去总体性的视野”[2]。

2. 网络虚拟社交：弱化交往能力

“网络社交”作为人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一种新的日常生活状态和人际交往方式，为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创设更优的条件、提供更多便利的同时，又导致部分大学生热衷于网络社交的间接交流。其结果是现实交往的机会缺失，交往能力弱化。

网络虚拟交往是现实交往的补充和延伸。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3]，其指认着人类交往是直接交往与间接交往、精神交往与物质交往的统一和交织。尽管网络虚拟社交促使人们交往方式自由化、多元化，但网络虚拟交往仅仅是现实交往的补充和延伸。

归根结底，网络虚拟交往始终是基于现实交往的一种技术物化的产物，网络虚拟交往终究代替不了现实交往，二者必须在虚实和谐中以满足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为旨归。

但部分大学生的“网络依赖症”弱化了现实交往的意愿和能力。当前部分大学生为了补偿自己在现实社会中人际互动的不顺和不适，打破了现实交往与网络社交的平衡，频繁选择通过网络社交的方式获得精神慰藉和身份补位，由此，患上了“网络依赖”症，沦为数字化的“单向度的人”。

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常常会选择逃避现实社会的“直接交往”，热衷于虚拟社会的“间接交往”；沉溺于“角色-角色”的符号化社交，拒斥“主体-主体、主体-客体”的面对面对话；在虚拟空间中侃侃而谈，现实社交中却难以启齿。网络社交的虚拟人际互动，虽然可以给予人们一定的情感补偿，但不能也无法真正达至现实人的情感需要的满足。

坦白地说，过分依赖网络的单维度社交是一种“病理性”的社交状态。它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现实交往的时间与精力，消减了现实交往的情感因素，导致部分大学生对现实人际交往逐渐失去兴趣，表现为现实交往的意愿降低、能力退化，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分裂了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4]。

3. 网络成瘾社交：消解自由和理性

大学时期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他们对外部世界高度关注，求索、求知欲望强烈。因而，在网络交往中，大学生更加关注信息的摄取、浏览和传递，而大学生由于缺乏自我调节和管控的能力，往往沉迷于网络社交而不能自拔，导致网络成瘾社交。这不仅削弱了大学生交往的主体性，也消解了大学生交往的理性。

过度沉浸于网络信息消费，削弱了大学生交往的主体性。网络交往成瘾的主要表现就是信息消费主义。网络交往成瘾者不自主地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高度关注微信、微博、QQ等社交平台的信息和链接。一旦有消息提示或者标识提醒，他们便会选择即刻点击和查看消息，不愿意遗漏和错过任何一条信息。网络交往成瘾者因为不了解自身的需求，只是在网络交往中频繁地刷新和浏览界面，看似是在自主地撷取信息、获取知识，实则不然。

网络交往成瘾者越是时刻紧盯、不停刷新、频繁浏览网络信息，越是容易被“碎片化”信息所“奴役”，继而导致自我迷失和信息消费迷乱。

有研究证明，这种高强度、高频率地使用社交网络进行网络交往的行为，表征为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这种“问题性使用促使个体产生强烈的动机浏览社交网络或与他人互动”[5]往往是被动而非主动的，而在这种被迫交往中部分大学生会逐渐丧失自己作为人应有的主动性、自觉性。换句话说，沉湎于虚幻的网络交往世界中，不仅会致使个体自主性的消解，束缚了交往自由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部分大学生的自律意识。

过度陶醉于网络社交平台，消解了大学生的交往理性。有别于传统社交软件功能的单一性，如今以抖音、快手、小红书等为代表的社交平台，涵盖学习、工作、生活和社交等方方面面。为实现对大学生群体的争夺和占有，这些社交平台倾向于“‘短平快’的高频内容输出和‘酷炫美’的强烈视觉刺激”[6]，使得部分大学生在不断被满足的视觉快感中乐此不疲地陶醉于“视觉盛宴”。

“娱乐化”为主要内容的网络社交平台充塞和弥散着大量庸俗、浅薄的内容，而大学生处在价值观形塑的关键节点，过度沉迷很可能会使大学生群体被不良社会思潮怂恿和魅惑。稍有不慎就会在社会意识形态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辨别中迷失方向，失去交往理性。

二、大学生网络社交危机的泛起成因

网络社交在给大学生的交往提供社会便利和交往自由空间的同时，也对大学生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形成了束缚和压迫，甚至造成了新形式的“殖民化”现象。这一现象的生发主要是资本逻辑、技术驱使和大学生自身情感需要共同造就的结果。

1. 社交欲望和个性需求的虚假满足

大学生群体因潜力巨大成为资本逐利和跃迁的不二选择。资本之手通过商业化的手段持续挖潜大学生网络社交的需求和欲望，以精准化的信息投递方式满足大学生网络交往的个性需求，从而逼迫其陶醉其中，渐次沦为资本获取回报的劳动工具。

（1）商业化的手段持续挖潜社交需要

网络社交背景下资本为了实现资本增值，不断刺激和挖潜大学生群体的社交需要，激发大学生网络社交的欲望。

一方面，资本逻辑不断利用爆料、猎奇和立新等营销方式博取读者的眼球。凭借“小道消息”“八卦新闻”“庸俗图片”等泛娱乐化、大众狂欢化的内容，刺激受众的社交欲望，魅惑大学生抛洒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驻足于网络社交平台之中，以满足资本谋取“流量”、获得“回报”的逐利本性。

另一方面，资本之手借助网络意见领袖和雇佣网络“大V”等营造社交舆论环境。在网络社交平台，意见领袖的言行举止深刻影响着其他群体并形成群体压力，推动和刺激群体间的互动和交流。大学生思想活跃，社会阅历浅，很容易受其蛊惑。殊不知，这种社交需要是资本为了逐利而伪造的虚假需要，“精神需求的创设本身就是对群体理智意识的抽取”[7]，夺取了主体社交的理性与自由。

（2）精准化的投放迎合个性需求的虚假满足

商家通过信息垄断，掌握受众、控制资本和推销内容，并凭借着对信息的高效生产、快速传播和精准投放的效度操控，不间断地向网民精准投放碎片化、娱乐化社交信息内容。基于用户的浏览习惯、兴趣偏好以及阅读数据而精心筛选信息和内容，并借助算法技术实现精准投送和供给，使得主体徜徉于自己的“兴趣世界”中，钻进了以“趣缘”为半径的文化环境中，极大地满足了网络社交主体的个性化需求。

显然，资本之手借助资本的力量以满足个性化社交需求为导向赢得了消费者的拥护。事实上，这种精准化的投放确实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但资本为了吸引用户，增加用户黏性，会持续性地高频率推送更加垂直化的内容以迎合大学生的需求，逼迫大学生逐步陷入资本打造的消费主义的“景观”，沉浸在信息“宅化”的交往场域，遭遇知识简短浅薄、思维固化狭隘、价值观单一的危机。

2. 交往关系和主体形象的网络依附

“‘技术的逻辑’有时可能背离人们的初衷，偏离预设的轨道，挣脱人们的控制，导致公开的或隐蔽的反主体性效应”[8]。技术在被广泛应用的同时，其“自主的逻辑”也奔涌而至，使得人类在既“合理”又高效中被技术所宰制和异化。反映在网络社交中，技术通过交往关系的遮蔽、主体形象的抽象实现对大学生群体的支配和控制，使其依附于网络进行交往。

（1）技术对交往关系的遮蔽

网络社交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工具理性或理性的工具化对交往关系的遮蔽和掩饰。在网络交往中，受制于二元论和工具理性，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被抽象和简化为人与“机”、人与“数据”的关系，甚至沦为“机”与“机”的物化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原本社会交往中更为重要的情感交流、心灵沟通也在工具理性的支配和技术的加持下被机械式互动所替代，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的交往关系被技术异化和遮蔽。

这一现象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尤为突显，他们热衷和依赖通过网络技术在线上搭建社会关系，倾向于通过点赞之类的符号交流和文字交流等行为实现互动和沟通。不言而喻，这种极简化的方式为主体提供了便利，但也使主体因享受便利而产生了网络技术依赖，致使交往关系的建立服从于技术支撑逻辑。网络社交中的文字交流“所能够传达的信息量要比语言、表情和肢体动作少很多，仅坐在电脑前或者使用手机发文字信息的社交是贫乏的”[9]。

因此，网络技术不仅裹挟着大学生群体卷入了交往关系的认知误区，更使得他们忽视了对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维护和联络。

（2）技术对主体形象的抽象

社交网络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交往的空间被分化为缺场和在场两种形态。较之于传统的身体在场且身份在场，或是身体在场而身份缺场的原生交往形态，网络社交的语境中增添了身体实体缺场而身份在场的新形式的缺场交往。在网络缺场交往中，通信技术的发展重构了人们的互动行为，互动主体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借助表情、图片以及文字等符号实现缺场互动，使得交往双方不得不借助符号的力量呈现存在方式，实现自我展示和印象管理。

网络交往实质上是一种符号化交往，“交往主体都是隐藏在文字符号背后的‘面具人’，其言谈举止、音容笑貌都是数字化、符号化的存在”[10]。网络交往中，不仅是交往主体被符号化，其形象也被赋予了符号化意义。这就意味着在网络交往中交往主体的自我形象不是直接性和实体性呈现，而是个体自我价值准则把控下的选择性表露。

网络缺场交往能够实现主体形象自我重塑和自我呈现，这一点与大学生群体热衷于理想化印象管理的期望不谋而合。然而，就自我认知尚未成熟的大学生群体而言，在网络交往中往往会过度追求符号化、理想化的自我呈现，沉湎于网络社交场域中的自我，这不仅可能使大学生群体陷入自我迷失和自我认知偏差的窘境，还会使大学生群体淡化和遗忘了交往的本质和意义。

3. 情感归属和身份认同的需要牵制

大学生正处于思想和心理渐趋成熟，却又尚未成熟稳固的“尴尬”阶段；缺乏清醒的观念意识和足够的思想准备，却又渴望情感归属、期待身份认同。而网络交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达对方的交往世界，能够实现在现实生活中渴望却无法得到的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关怀的需求、社会认同感的需求等等”[11]。

故而在这个意义上说，自身情感归属和身份认同的需要牵制着大学生群体依附于网络社交，而由于自我调适能力不足以及缺乏价值引导，引发了大学生的社交孤独和自我认同焦虑。

（1）情感归属的强烈诉求

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说，情感归属的需要是人类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对获得情感共鸣与关怀的期许，这既是人类较为普遍的心理诉求，也是人类交往最基本的动机。无论是现实交往还是网络社交，人们都会有情感归属的需要。网络社交平台正是抓住了大学生群体在交往中获得情感归属的强烈诉求，进而使得大学生群体成为网络社交场域的主要参与者。情感共鸣和关怀依赖于个体语言、行为等方式的表达和显露，语言文字、视频影像、图片声音等都可视为情感表达的行为，而每个行为都承载着主体的喜、怒、哀、乐等基本情感。

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布朋友圈、视频号等正是个体为获得情感归属所做出的情感表达，而他人的点赞、评论、留言等行为则是对主体的情感共鸣和关怀。这一点映射在大学生群体身上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强烈。

诚然，网络社交平台不但为个体创设了情感表达的机会，而且为构建人与人交往的情感互动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正是在网络社交平台的助推和大学生群体情感归属需要牵制的作用下，大学生群体成为网络交往的铁杆拥趸，甚至整日萦绕在这种情感归属的循环之中。

然而，这种渴求被点赞和评论的心理和情感期待，过分关注他人对自己的情感回应，一旦情感表达未能达到预想状态，大学生群体就会因此而产生落寞感和迷茫感。

（2）身份认同的迫切期待

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希望在群体性生存中获得自我确证和群体认同，如在生产劳作中的劳动认同、社会交往中的身份认同等。身份认同的建构需要在现实生活的交往中得到回应和确认，而网络社交平台的出现使得人们在网络交往中也能获得身份认同。

当代大学生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获得身份认同的现象则更为普遍，他们在网络交往中通过表情包、网络用语等对话和沟通，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而组建和融入社交圈，在社交圈中获得身份认同和认可。网络社交平台的优势就在于能够组建大量由陌生人或者熟悉的人组成的不同圈层，帮助有强化身份认同需要的个体寻找交往机会、搭建交往平台、免遭社会排斥。

如此，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建构的身份认同在网络交往中可能被实现。这迎合和满足了大学生群体渴望通过聚合关联和自我匹配以获取身份认同的心理期待。在身份认同的情感牵引下，大学生群体游走于网络社交空间，通过大量的搜索、浏览行为加入和离开不同的社交群体，看似能够获得更多的身份认同感的行为，反而可能会滋生对身份的自我怀疑，由此带来自我认同的焦虑。

三、大学生网络社交危机的有效化解

对于网络社交，我们既不赞同像“卢德分子”那样一刀斩地反对现代技术的盲目做法，也无法接受像“阿什米人”那样拒斥现代技术的保守观念。我们所需要的是理性对待、综合分析、科学研判、合理引导，从而有效规避、妥善解决大学生网络交往的困境，助推大学生在网络和现实的人类交往双重维度中实现“虚实和谐”。

1. 加强规约和监管：净化网络社交生态

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们的沟通交流提供了便捷和可能，同时引发了新形式的交往异化挑战和困惑。这些挑战和困惑表征的是“人与技术”或者说“技术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从表象来看是技术应用产生的技术问题，但其背后藏而未显的则是伦理问题，即技术伦理问题。

因此，我们应借用伦理的手段规约和引导技术的向善向好、不伤害、负责任，把技术本身引向技术进步和社会和谐相协调的方向，即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方向。就网络社交来说，社交软件和主流媒体在网络社交和信息供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其予以规约、治理和监管，势在必行。

（1）强化价值引导，规约社交软件积极参与网络的治理和建设

技术作为一种手段，本身并无善恶。技术与伦理之间发生冲突的关键性因素，在于运用技术发明的“人”。社交软件由于“利己逐利”的逻辑支配，往往会选择弱化和消解网络空间的公共利益指向。它们借助海量信息资源的占有和分布，以刺激性的信息内容吸引用户注意力，极限榨取“行为剩余”，达到收割流量的目的。这也是当前互联网平台充斥着大量媚俗、有害和虚假消息的动因所在。

因此，一方面，积极导引社交软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取向和基本依归。虽然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技术可以负载价值。承认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技术-伦理”并非势不两立、不可调和。因此，我们可以发挥人在控制和支配技术方面的主体性，将社会文化价值取向、道德使命、伦理规范等负载于技术之上，最大限度地引导技术向善，实现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发展。

另一方面，加强软件的伦理研究，以满足人的主体性发展为着眼点，确保人与技术的共在共生。对于技术伦理问题的反思和讨论，实则是对“人”的问题的讨论，理应站在“人”的立场上，引导技术开发和运用兼顾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必要时用价值理性对技术的工具理性予以中和调节，以牵引其朝着“人性化”维度发展。

（2）增强媒体责任担当，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传播正能量的应有之力

一是牢牢把握主流价值在互联网领域的领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在全媒体传播格局中，主流媒体作为主流价值传播的推动者，要敢于发声，及时亮剑，筑牢主流价值在互联网领域的领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

二是提升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要始终坚守媒体职责和使命，在优质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中发挥引导力、扩大影响力、树立公信力。

三是增强主流媒体的吸引力。要以符合受众喜爱、易于受众接受、回应受众关切的话语和表达方式，正面阐释、纾解困惑，拨云见日。

四是扩大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建构矩阵传播格局，扩大主流媒体在商业平台中主流价值传播的影响力版图。事实上主流价值的传播需围绕认知主体现实生活的多种需求提供高质量认知和价值体验，方能引起用户关注，形成有效互动。

因此，主流媒体的传播内容除了舆论导引和新闻传播之外，还应关注和着眼用户的休闲、娱乐、消费等“生活”领域，进一步扩展主流价值传播的主阵地，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给予正向信息的有效供给，使得正能量和主旋律的信息和内容充盈大学生网络交往场域。

2. 强化引领和驱动：满足大学生的理论需求和情感需要

总的来说，网络社交所衍生的诸多困惑源于思想问题，而思想问题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思想上的解疑释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看家本领”。由于人的思想意识性质结构由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构成，作用于人的思想意识的思想政治教育力量亦可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类。

“由于真理是理性的对象，情感是非理性的重要对象，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理性的力量与非理性的力量，一定意义上，就是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真理力量和情感力量”[12]。大学生对网络社交的沉溺既有包括认知、观念在内的理性因素的影响，又有诸如情感需要等非理性因素的促使。

因此，我们应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引领和情感驱动功能，发挥真理(理性)力量和情感(非理性)力量，调节和规范人的思想意识、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在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思想引领、思想解惑、精神解忧、文化解渴和心理解压。

（1）发挥真理的力量，聚焦大学生理论的需求

思想政治教育的真理力量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引导、说服和征服学生，便是思想政治教育真理的力量发挥和彰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不仅要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学生以实现思想引领，用透彻的分析解除学生的思想疙瘩以达到思想解忧；而且要以立论充实的话语支撑排解大学生的后顾之忧、走出精神沙漠实现思想解惑，更要通过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浸润实现文化解渴。

具体地说，一方面，要帮助大学生更加理性地审视和反思网络社交中自我沉溺的“假”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深入阐释网络社交的本质特征与表现形式，澄清交往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互动方式，应该蕴含着情感、人格的交流，体现着各自的主体性，而网络社交中所获取的人格是虚拟性的人格，一旦沉溺于其中，将会限制和疏远现实人格之间的体认。言及于此，就是要协助大学生由“被技术控制”转向“控制技术”的主体，使其意识到自身应在信息消费和网络社交中处于主体地位，涵养健康真实的网络主体、网络自我、网络人格。

另一方面，要引领大学生走出网络社交的虚假满足。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的存在论、实践论、本质论和发展论，引导大学生正确、理性地看待网络社交这一互联网行为，客观地对待网络交往中带有积极偏向的内容；帮助大学生回归人类交往的本真样态，体现人的实践状态，体会现实社会交往的归属感、幸福感、成就感、满足感，促进大学生自身的全面发展。

（2）发挥情感的力量，满足大学生情感的需要

从生理或心理层面来看，大学生更需要精神层面的交流与情感上的陪伴。从信息消费的角度来说，大学生正处于自我意识觉醒的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渴望获取身份认同和定义，而信息消费成了其建构和确认身份的一种重要方式。从社会交往的层面来看，符号互动的舒适体验、低约束性的虚拟交往空间，最大化地迎合、满足了大学生的情感需要。

既然情感需要是促使大学生从现实交往转向网络交往的重要诱因，那么通过其他方式满足和补偿大学生情感需要，无疑是引导其走向现实的、具体的交往的一种可靠方式。因此，我们可以调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情感力量感染学生，辅以科学的心理辅助和心理健康教育实现心理解压；用明白、透彻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满足大学生的话语期待和诉求，满足其渴望被尊重、被认同的特殊情感需求，使得大学生从情感和内心深处体会现实交往中情感的力量，获得人生的启迪。

3. 激发自我觉醒和调适：增强个体的主体思维和交往理性

除去外在因素，个体的主体思维的衰弱和交往理性的缺失，也是大学生无法处理好虚拟交往和现实交往关系的重要缘由。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解放“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由于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本身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13]。如果人的解放的条件是意识到“锁链”的存在并要求摆脱这种束缚，那么让大学生真正摆脱网络社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获得主体解放的路径便是个体的自我觉醒和自我调适。

（1）个体的自我觉醒

自我觉醒的关键在于提升理性认识。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自我觉醒并不会自发形成，而是需要教育者和他者的激发和引领，但终究依靠个体自身的自觉和自省。在此意义上，一方面，个体思想上要主动认识，时刻保持自身的理性和清醒。具体地说，在网络的空间场域中，用户看似主动地通过网络摄取信息和互动交流的行为，实则是算法精准推送下的被动选择。

长此以往，个体将因为过窄的信息接受面，而造成思想的桎梏、视野的束缚、认知的固化。这就要求个体在面对网络交往时，坚持理性思维，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网络社交应用是人为创造的为人的产物，应为人所用而不是受其支配和控制。

另一方面，观念上要自觉调整，保持网络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张力。虚拟社交成为现代人须臾无法脱离的社交方式，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虚拟社交和现实交往始终是不同的世界、互异的存在，这意味着个体须在双重维度中保持虚实和谐、适度张力。这就要求个体做好观念上的自觉调整，既要调整好网络交往与现实交往的维度转换，又要处理好网络与个人的互动关系，避免过度沉溺于网络社交和信息景观中，失去了“自我”。

（2）个体的自我调适

个体的自我调适是“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14]的行为，这是专属于人的自我能动意识的体现。换句话说，个体的自我调适能力越强，其自主能动性也就越发明显，当然，其主体性也就越强。而主体性的增强，无疑是消解网络交往中的负面影响的关键环节。

因此，一方面，个体断能力，主要指向的是能够“辨别真伪，有用、无用，以自身的主体性征服信息垃圾的包围，不致使人沦为‘数字化人’”[15]的一种信息咀嚼和摄取的能力。

另一方面，增强自我的约束力。这里的自我约束力，即是指个体在虚拟空间中要加强对自身思想、行为的规约和把控的能力，能够自我划定和规范行为的界域。总而言之，判断力的提升、约束力的增强，实质是让个体在网络交往中提升信息素养、注重自我教育、恪守理性思维、坚守底线思维，继而能够更加理性、慎重地参与到虚拟交往中，并在现实交往与网络交往互补中建构“全面发展”的自我。

陈圣军：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毕红梅：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蒋宏大“.后浪”叠起，媒体如何引导圈层文化[J].人民论坛，2020：8. [2]骆郁廷，李勇图.抖出正能量：抖音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J].思想理论教育，2019(3)：84-8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1.

[4]周宗奎.网络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9.

[5]高峰青，龚勋.大学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与睡眠质量的关系：基于平行潜变量增长模型[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2(11)：123-128.

[6]王肖.大学生短视频热现象的原因分析、潜在风险及应对策略[J].思想理论教育，2021(1)：93-97.

[7]宋岛馨，毕红梅.圈层文化视域下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危机检视及其应对[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9)：45-48.

[8]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0(12)：119-137+202-203.

[9]田丰.网络社交为何让我们越来越孤独[J].人民论坛，2019(31)：70-71.

[10]饶芳.困境中的重构：新媒体时代青年的理想人格构建[J].中国青年研究，2016(5)：2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