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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痛苦、仇恨和暴力：如何理解巴以冲突？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3年10月09日 17:26

叙事与历史

2013年6月，23岁的巴勒斯坦帅小伙穆罕默德·阿萨夫（Mohammed　Assaf）夺得了备受欢迎的电视节目《阿拉伯偶像》（Arab Idol）的总冠军。他有着一头用发胶精心固定的乌黑秀发，笑容羞涩，嗓音优美，为数千名通过短信投票支持他的观众高声演唱经典老歌。

阿萨夫出生在利比亚，但在加沙地带的汗尤尼斯（Khan Yunis）长大，这片人口稠密的沿海飞地被夹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并且是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关于“圣地”（Holy Land）悬而未决的冲突永恒且日益严重的—通常还是充满暴力的—提醒。

阿萨夫的祖父母在1948年战争期间成了难民，和他们一同成为难民的还有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当时以色列国获得了独立，而巴勒斯坦则经历了纳克巴（Nakba，即浩劫）。他的夺冠演出击败了一个埃及人和一个叙利亚人，是当代大众娱乐最前沿的水准，出自位于贝鲁特的MBC（中东广播中心）之手，吸收了英国《流行偶像》（Pop Idol）系列节目开创的概念。节目面向阿拉伯世界的数百万观众现场直播，包括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城镇拉姆安拉的观众。

当结果公布时，人们欣喜若狂。“革命不只是步枪。”阿萨夫随后告诉一位采访者，他充满节日气息的晚礼服是巴勒斯坦国旗的绿红白三色。他的成名曲《高举卡菲耶》（Raise the Keffiyeh）所关注的巴勒斯坦头巾卡菲耶，是这个国家及其事业立时可辨的鲜明标志。

阿萨夫的另一首流行歌曲纪念了80 多年前发生的事件——《来自阿卡监狱》（Min Sijn Akka），一支关于爱国主义和牺牲的民谣，令人想起因为参与1929 年巴勒斯坦的动乱而被英国人判处绞刑的穆罕默德· 贾姆朱姆（Mohammed Jamjoum）、福阿德· 赫加齐（Fuad Hijazi）和阿塔·齐尔（Ata al-Zir）。这一事件被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称为“哭墙之乱”（Wailing Wall riots）。巴勒斯坦人则称之为“卜拉格（al-Buraq）起义”——“卜拉格”是阿拉伯语中将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带到耶路撒冷的带翅骏马。

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人的记忆中（双方经常对同一事件采用不同说法），这次暴力事件被叫作“1929 年骚乱”，有133 名犹太人被阿拉伯人杀害，其中大多数人死状甚惨。贾姆朱姆、赫加齐和齐尔因为杀害希伯伦和萨法德（Safed）的犹太人而被判刑。用口语化的阿拉伯语谱写并演唱的《来自阿卡监狱》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2012 年，加沙的一位作家将这三人誉为“巴勒斯坦斗争史上最重要的三位殉道者”，他们“因为抗议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渗透，被英国委任统治部队公开处决”——这一描述显然拓展了“抗议”的传统意义，并绕过了关键细节。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的电视台将这几个被处以绞刑的人称为“我们民族历史上的灯塔”，立马招致了一家名为“巴勒斯坦媒体观察”（Palestinian　Media Watch）的以色列监察机构“赞美恐怖主义”的指责。

同年晚些时候，巴民族权力机构在他们被处决的周年纪念日发行了纪念他们的邮票，上面画着步枪和卡菲耶。此事和其他许多例子一样，表明历史也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仍在斗争的战场的延伸——也许在这个领域，双方是最接近势均力敌的。

阿萨夫的歌自然是“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心中的自由斗士”这句话的典型例证。这样的事还有许多。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被英国人以恐怖分子名义处决的犹太人——其中一些死于阿卡监狱同样的绞刑架上——至今仍受到以色列国的正式纪念。

2017年2月，该国总统鲁文·瑞夫林（Reuven Rivlin）用他的Facebook页面纪念亚伯拉罕·“亚伊尔”·斯特恩（Avraham “Yair” Stern）遇害75周年，后者是希伯来名为“莱希”（Lehi，全名Lohamei Herut Yisrael，意为“为以色列自由而战之人”）、英语名为“斯特恩帮”（Stern Gang）的组织的领导人。

1942年，一名英国警察跟踪斯特恩到其特拉维夫的藏身处，开枪将其打死。以色列国家图书馆以同样的方式提到了“伊尔贡”（Irgun Zvai Leumi，意为“国民军组织”），它作为一个“犹太抵抗组织”，1938年主动挑起事端，袭击阿拉伯平民，并在1946年炸毁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导致91人身亡。

哈马斯（Hamas）的全称是“伊斯兰抵抗运动”（Harakat al-muqawama l-islamiyya），这个巴勒斯坦组织针对平民目标制造了多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并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落后的火箭弹。对于那些抵抗自己民族最大仇敌的人来说，用词总是具有偏向性，最终结果总会证明他们使用的手段正当合理。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叙事上的分歧远不只形容各自民族英雄时常用的字眼，对于双方在地中海东岸同一小片领土上长期未解决的斗争的性质，他们更是观点迥异。两者都反映在本书中。每一方所言都出自真情实感，即使被对方斥为宣传或谎言。两者都不能忽视。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关注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历史以及彼此来理解。

叙事，以其最简单的定义来说，就是“一个民族讲述自己的故事”。以色列人描述了经过几个世纪的反犹迫害后对自由和自决的追寻，以及从“流散”（Diaspora）中“回归”锡安（Zion）的“流亡者们相聚在一起”，以期在故土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犹太国家，并在纳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杀害了600万犹太人之后最终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这个关于民族解放的故事在希伯来语中简洁地展现为“miShoah　leTekuma”——“从大屠杀到重生”。

经过几个世纪的无力、苦难和羞辱，犹太人得以重树自尊和自豪。以色列人很少注意故土上另一个民族的存在（无论那个民族和那片土地被怎样定义），除了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暴力反抗之外。土地被“赎回”，沙漠中开花繁盛。以色列的主流叙事强调本方愿意让步并实现和平，但另一方却一再错过这样做的机会。于是“鸽派”被迫战斗。

以色列很少将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无休无止、无处不在的敌意归因于自己的行动——无论是1947年和1948年的行动，是其在1967年征服的领土上几十年的定居，还是它在“犹大和撒马利亚”（Judaea and Samaria，即约旦河西岸）维持的军事占领，或是其单方面吞并现在是该国“统一且永恒的首都”一部分的东耶路撒冷的行为。（根据国际法，以色列仍须对加沙地带负责，尽管它已于2005 年撤离该地；以色列对在一定程度上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控制的西岸也须负责。）

以色列人往往声称没有巴勒斯坦人愿意“携手”共建和平，宣称他们的敌人受到仇恨和偏见的驱使，而不是追求正义和结束冲突。恐怖仍在继续。

巴勒斯坦人形容自己是这片土地的原住居民，他们作为占多数的穆斯林，与占少数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一起和平地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讲述的是一个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故事，这个故事始于奥斯曼帝国时代。自1917年起，背信弃义的大英帝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背叛了阿拉伯人的独立事业。他们先是经历了30多年鼓励犹太人移民和购买土地的委任统治，在纳粹的罪行时代结束之后，又面临巴勒斯坦人拒绝接受并发起反抗的不公正的联合国分治计划。

接下来是1948年的战争和种族清洗。而在19年后，位于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的残余部分也被占领。以色列的独立是巴勒斯坦人的劫难。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家园的权利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但以色列从未承认。用巴勒斯坦学者纳迪姆·鲁哈纳（Nadim Rouhana）的话来说：“一群生活在其故土的人和一群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发生了冲突，因为后者信奉的思想认定这片土地专属于他们，这就是双方对抗的本质。”

然而，巴勒斯坦领导人仍同意接受一个仅占这片土地面积22%的国家——这种出于历史原因的妥协被称为“通情达理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纳克巴将继续作为记忆和“当下的历史”而存在。它表现为长期被占领，土地被没收，犹太人定居点扩大，吞并的威胁始终存在，房屋被拆毁，以及为保护以色列的安全而建造的“种族隔离墙”——这是一场没有止境的灾难。坚忍不拔（Sumoud）的精神，对民族身份的保全——以及坚持抵抗—持续不断地体现在争取自由、尊严和人权的斗争中。

这两种主导叙事（master-narrative）与其说是相互竞争，不如说是截然相反，而且完全势不两立：犹太复国主义者眼中的公正和胜利，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则是不公、失败、流亡和羞辱。几十年来，这些叙事通过有意选择、来回重复和不可动摇的自信不断发展巩固。

英国最后一名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艾伦·坎宁安（Alan Cunningham）爵士在委任统治不光彩地结束几周后提出了这一观点：“处理巴勒斯坦政策时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就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都不会提及另一方。”他回忆道：“他们看上去似乎无视了彼此的存在。”

共同点从一开始就几乎无处可寻。试图调和或整合对立的叙事的课本必须把两种叙事分别印在奇数页和偶数页上。巴以之间曾经就一个雄心勃勃地名为“共同历史”的创新项目进行辩论，很快就有了结论，那就是双方的版本几乎没有相同之处——那时还没进入20 世纪！第二次因提法达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教育工作者不得不放弃为书写双方都能接受的“桥梁叙事”所做的努力，因为“两族人民对与‘另一方’有关的事情的猜忌、仇恨和发自内心的恶感，（已经）变得过于强烈”。

交会的事实

然而最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在重要时期发生的事实达成的共识越来越多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以色列自称“新历史学家”的学者们借助新开放的官方档案，重写了1948年战争的历史，与从前被以色列贬为宣传手段的传统巴勒斯坦叙述更为接近，但并不完全相同。

当以色列“形成国家”的英雄时期不再是禁忌时，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伊兰·佩普（Ilan Pappé）、汤姆·塞格夫（Tom Segev）和阿维·什莱姆（Avi Shlaim）用不同的方式对神圣不可侵犯的早期全民共识大开杀戒，而对于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和5年后的第一次因提法达期间发生的事，争议也爆发了。

巴勒斯坦学者虽然缺乏阿拉伯方面的文献资料来源，无法获得以色列的档案，还受限于自身的无国籍状态，但他们仍开始更积极地审视其历史，尽管没有产生那么多引人瞩目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瓦利德·哈立迪（Walid Khalidi）包罗万象的研究《剩下的一切》（All That Remains）为记录被以色列摧毁的巴勒斯坦奠定了基础。耶西德·赛义格（Yezid Sayigh）为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及其建国的追求所做的一丝不苟的翔实记载，出版20年后仍无法超越。

巴勒斯坦裔美国历史学家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不仅是另一项欧洲殖民计划，同时也是犹太民族的民族运动，以牺牲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为代价实现其目标，这一直言不讳的透彻见解也相当完善。

现在没有人激烈争论譬如1948年4月在戴尔亚辛（Deir Yassin）大屠杀中有多少巴勒斯坦人死亡，或者在那一年的战争期间或之后有多少阿拉伯村庄人口锐减或被毁等问题。也罕有人接受以色列的原有说法，即导致巴勒斯坦人外逃的原因是“奇迹”或是阿拉伯入侵军队的命令。一度被视为不可靠的口头证词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纳克巴的理解。关于这个时期的自传性记录也是如此，人们留下记录的动机是给创伤性事件留下见证，避免记忆被抹去。

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关于巴勒斯坦人的家系、民俗和文化的研究蓬勃发展，有关老房子和零落的社区的数据也被收集并公布在网上。卫星电视频道提升并保持了人们对此的兴趣。巴勒斯坦的未来或许风云莫测，但它的过去正在以空前的方式被研究、被展示。学术研究已深入公众意识。

以色列知名记者阿里·沙维特（Ari Shavit）在2014年掀起轩然大波——尤其是在美国。他根据对以色列退伍军人的访谈，发表了一篇报告，原原本本地讲述了1948年大屠杀和数千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吕大（Lydda）的经过。他坦率地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代价”（这引发了争议），但他认为别无选择，也没有任何悔罪的表示。“若犹太复国主义要继续存在，吕大就不能存在，”沙维特写道，“若吕大要继续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就不能存在。”

近年来，以色列领导人每过一段时间就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公开表示同情，但至关重要的是，他们拒绝承认对此的责任。历史修正主义（historical revisionism）无论多么诚实，在现实世界中都有严格的限制。不断变换的视角表明，人们目前更加关注不能再简化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冲突的核心。部分原因在于以色列与埃及和约旦的和平条约，（自1973年起）国家间战争（表面上）的结束，以色列与保守的阿拉伯海湾国家关系的谨慎“正常化”，以及2011年以来“阿拉伯之春”的血腥动荡。

此外，死亡人数这一粗略但明显的尺度也表明，巴以冲突已经升级了，虽说（或许正是因为）人们努力“管控”局面，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在1967年至第一次因提法达开始的20年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有6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人之手；从1987年年底到2000年9月，死亡人数共计1491人；从第二次因提法达开始到2006年年底，数字是4046名巴勒斯坦人和1019名以色列人。现在居住着200万巴勒斯坦人的加沙地带自2006年以来已经遭遇了4次全面军事行动。在2014年的战争中，多达23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巴以冲突仍是全球和地区的关切，是动荡、痛苦、仇恨和暴力的一个根源。对过去的理解总是随着时间变化。

1948年之后，以色列的版本，即胜利者的版本，确实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从未完全占据主导地位。此后巴勒斯坦人精神受创、无人带领且流离散乱，还常常不为人知。他们在西方和以色列的公众视野中基本消失了，即便被人提起，也是作为“阿拉伯难民”“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约旦人或仅仅是“恐怖分子”。广大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人事业的支持伴随着歧视与排外。

直到1967年以后，巴勒斯坦人才开始“重新出现”，尽管两年后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果尔达·梅厄仍发表臭名昭著的言论，坚称没有巴勒斯坦人。

然而，到了197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缩写为PLO，简称“巴解”）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以巴勒斯坦的名义在联合国讲台上向世界发表讲话——一方的恐怖分子是另一方的自由斗士。1988年，阿拉法特宣布巴勒斯坦独立，隐晦地承认以色列。

仅仅5年之后，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就在《奥斯陆协议》中正式而明确地相互承认，但这一务实的里程碑丝毫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国家地位，也没有导向最终的和平解决方案。实际上，它并不标志着任何形式的真正和解，而且双方许多人都将它视为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随后的谈判破裂和前所未有的暴力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鸿沟，以及对彼此的怨怼和疏离。

受害者……和受害者

就过去的某些方面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双方的总体叙事或从中产生的论点比以前接近了一些。相反，当自2009年起担任以色列总理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将清除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要求称为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时，巴勒斯坦人指责他恶意盗用“他们的”叙事，这加深了人们的一种印象，即双方都坚持自己是受害者。内塔尼亚胡及其支持者抱怨称以色列是反犹主义仇恨的对象。巴勒斯坦官方发言人拒绝接受这种批评，坚称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合法权利和自决权利而斗争，是在抗议违犯国际法的行为。

2017年，“巴解”的正式目标依旧是结束被占领状态，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并存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相比之下，伊斯兰主义团体哈马斯只准备与以色列长期休战。内塔尼亚胡至多对巴勒斯坦人承诺他所谓的“低限度国家”（state-minus）。结束冲突看起来仍像一个高得离谱的要求。无数轮未竟的和谈体现了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历史必须留给学者，不能在谈判桌上处理。

以色列历史学家阿舍·苏瑟（Asher Susser）认为：“光怪陆离的智力杂技只会让已经存在的几乎无法克服的政治障碍雪上加霜。”冲突解决方面的专家反驳道，承认对方的观点虽然不等于接受其观点，但这有助于实现可行的妥协，从而赢得两边民众对和平的支持。

然而，当冲突如此野蛮而沉重，当一方在军事、经济和其余许多方面超过另一方如此之多时，历史和政治便不能被轻易分开。内塔尼亚胡说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像他和其他很多以色列人所要求的那样承认这个犹太国家的合法性（但并没有说巴勒斯坦人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巴勒斯坦重要人物也主动承认他们做不到；内塔尼亚胡说得很对。用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艾哈迈德·萨米赫·哈立迪（Ahmad Samih Khalidi）的话来说：

对我们而言，采纳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意味着我们先祖建造的房屋、他们耕种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以及他们修建并在此祈祷的圣所完全不属于我们，我们对它们的捍卫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而且是不正当的：那意味着，我们从一开始就无权拥有这些事物中的任何一样。

关键在于，以色列也没有以任何正式的形式或是在法律的意义上承认巴勒斯坦民族所渴望的权利，就是在历史上的巴勒斯坦所剩之地拥有一个主权独立、自力更生的国家，这也是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民族应该获得的权利。

1993年，以色列承认“巴解”是巴勒斯坦人的代表。但在2000年的戴维营首脑会议上，它所谓的“慷慨”提议被另一方以不够充分为由拒绝了。这是否真的是“错过的机会”仍然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无论如何，促使这两个民族和平、自由、公平地作为邻居而不是敌人相处的协议从未达成过。迄今为止的故事应该有助于解释为何这样的协议如此遥不可及，或许还能为未来的道路提供建议。

任何一方都无法垄断真相或道德制高点。但幸运的是，双方都不是铁板一块。即使主导叙事仍在固执己见，我们还是有可能听到偏离它们的声音和策略。将一方刻画成殖民主义者、定居者和种族主义者，将另一方描绘成恐怖分子、狂热分子和反犹主义者，只会降低已然微乎其微的和解可能性。

双方都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认清现实，承认另一方不可磨灭的存在——无论是否喜欢（许多人并不喜欢），他们都会留下来。联合的民意调查显示，虽然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士兵和定居者除外）相互接触有限，但大多数人感觉他们互动“愉快”。

不那么乐观的是，他们之间的信任度极低，大多数人认为彼此是零和关系，“没有什么能够同时有益于双方的事”“对一方有利的事情都对另一方有害”。恐惧、仇恨、冷漠和自私自利，以及国内、地区和国际的态度和制约，也都是强大的力量，它们联合起来，将看似早已不可持续的现实维持了太久。

2017年7月发生在东耶路撒冷的事件——以色列籍的阿拉伯裔枪手在圣殿山/谢里夫圣所杀害了以色列警察；以色列安全部队的镇压；大规模的巴勒斯坦人抗议活动；剑拔弩张的局势，以色列人随后的退让—都在清晰地提醒世人，事态是如何迅速而轻易地升级至失控的。

历史学家不免会反映出当前人们的关注：有着无数特殊纪念日的2017年，是人们对局势缓和空前悲观的时期，解决“圣地”长久存在的危机更是显得遥遥无期。近年来，关于两国解决方案的失败，通过协议形成单一国家的可取性和可能性，以及不公正、不稳定且危险的现状的持续甚至恶化，人们争辩不休。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场冲突即将落幕，所以理解它比以往更为重要。但这也意味着两边的人民应该听从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作家乌达·比沙拉特（Odeh Bisharat）明智的建议：“如果过去没有共同的叙事，那么至少让我们为未来写一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