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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值的学历：美国博士找工作也艰难？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3年10月31日 17:26

大学教授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他们恰好获聘于博士人才稀缺的年代。当时，大学的发展速度，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专业覆盖面上，都超过了合格师资的供应速度。即便下一代人遭遇了职业准入难度不断加大的困境，他们依然占据岗位资源，照样一路晋升。顺便说一句，很多行业遇到了此类情形。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发现，在过去15年间，大批年长的员工依然活跃在原来的岗位上，而刚进入招聘市场的年轻人却要大费周章，才能堪堪叩开某一行业的大门。在高教领域，年事渐长的教师都享有终身职位，新人入行门槛因此更高了。

选择这个职业，并不只是出于天真的想法，可能还有那些20世纪60年代末思想成熟的同龄人都会有的那种敏锐直觉，没有经过太多深思熟虑……

——约翰·科姆罗斯（John Komlos）

20 世纪60年代末，在大学教师职业发展的道路上，盲目随意的路数或许是可行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为何“婴儿潮”让这种路数能行得通。然而，如今这个生态系统里的物种数量已然超标，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之艰辛程度，不亚于成为一名出色的运动员，因为从幼年起，他们身上就集中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的付出。按照科姆罗斯那样草率行事的人，很可能会像参加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英里大奖赛的出租车司机一样，要不了多久便落得一个粉身碎骨的悲惨下场。

哦，对了，科姆罗斯可能忘记提了：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历史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该校这一学科始终保持全美五强的研究水平。另外，他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好吧，他只是凭直觉碰巧遇上这一切。

我所访谈的许多兼职教师，都是很晚才接触到自己的专业领域（和我一样）。

我本科学的是国际关系，当时是想追随我父亲从政。后来我决定放弃，硕士研究生读了英语专业，又继续攻读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

我的（硕士论文）导师鼓励我投身学术事业。“你跟学生处得很好，也发表过论文，你真的很适合这行……”我就这么陷进去了。

我一直很想当老师。我在高中、大学、研究生院都教过书，这是我的一种身份认同。我并不想当教授，我不知道那是做什么的，不知道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我的本科导师问我，是否考虑当一名教授？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就是那次喝咖啡聊天，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我知道自己喜欢思考各种新问题，也喜欢跟别人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当一名教授的想法，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陌生。

我父母都拥有博士学历。父亲读的是统计学；母亲是学医的，是一名医生。他们觉得我应该读金融学，然后找一份银行的工作。我读了金融学方向的工商管理硕士，然后又取得了艺术史专业的博士学位。

我一直很喜欢艺术，但我们家并不支持，于是我一路读上来，选了政治学方面的专业，希望能从事外交工作。但自从我念本科开始，一直到研究生毕业，外交方面的工作非常难找。所以我决定做一次重大的人生跳跃，想做点自己热爱的事——艺术与建筑。

如今，成为一名终身制教师的过程无异于成为一名职业冰球选手。你得从4、5岁就开始一路过关斩将，在体育发展联盟中脱颖而出，为全美青少年赛队效力，或许还得考上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冰球项目的四大盟校才行［正如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异类》（Outliers）一书中所言，你最好能掐着点出生，正好卡在年龄组起算的那一天。这样一来，你一直会是各年龄段同龄孩子中最身强体壮的那一个］。你的竞争对手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人生优势，而你必须找到能与之势均力敌的某种方式。

对学者而言，这意味着，你得出生于书香世家，顺利考上名牌大学的本科，然后攻读名校的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不能因为工作或其他某种冲动严重耽误求学进度。这还意味着，你一拿到博士学位，最好能立即成为科研项目的助理，以共同作者的名义发表论文，并得到主要科研资助机构的认可；而不是立即参与助教工作——这只能说明你成了一名默默无闻的教学服务人员。一位30岁左右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自然会得到经历相仿、条件相似、同样幸运的同行的认可。

历史学家玛伦·伍德（L. Maren Wood）总结了人文学科领域的相关数据，结果有50%新招聘的终身制学者都处于博士毕业论文的最后阶段或论文完成后的一年内。招聘人数随着毕业后的年数逐年减少，直到消失殆尽。在自然科学领域，实验室博士后的工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延长毕业后的有效期；但不管怎样，当最后一个助研项目临近尾声时，那种“时不我待”的感受会越来越强烈。

最近，我刚参加了明德学院作家会议。我的议题组长彼得·霍·戴维斯（Peter Ho Davis）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也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位教职员工，他批阅了我正在创作的一部小说的前几章内容。小说的主人公是这样设定的：31岁，拥有博士学位，刚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工作。我觉得写得比较恰如其分，也许还有些雄心勃勃的意味。但彼得把这几处都圈了出来，并在空白处写道：“要不改成27岁或28岁？”彼得自己在30岁那年成为终身制教师，而我到38岁才完成博士论文，等第一份博士后工作完成时，我已经48岁了。如果我是待售的商品，那么我的条形码已经把我清楚地列为“过期商品”，注定只能在“一元店”里降价出售了。

没有引荐人，就没有工作

商业作家哈维·科尔曼（Harvey Coleman）总结了一套事业有成的秘方，取决于3个部分，即表现（performance）、形象（image）和曝光量（exposure），（或简称“PIE”，商业大亨每讲两句话，必出现一个首字母缩略词）。

科尔曼进一步对这3个要素做了“量化假定”（faux quantification），认为事业有成的具体配方是：10%的表现，30%的形象以及60%的曝光量。对于百分率的精确度，我不敢苟同，但我觉得他的总体判断是正确的。抱着“精英主义”的理念，我们坚信“表现好坏能够说明一切”。然而，表现得好与不好只是一块敲门砖，只是为了让另外两项要素有机会登台亮相而已。表现差劲的学者，肯定会被拒之门外；但表现上佳的学者，也只不过获得进入第二回合的资格罢了，接下来要考量的两项标准，权重更大。

“表现”部分衡量的内容包括：求职者的博士学历，正式出版及发表演讲的经历，协助获得科研资助的能力等。这些内容大多是求职者本人可以掌控的，但也不绝对。

比如，某博士生所在的实验室条件一般，或所在机构中的各种资源不足以让其获得相关研究方向的资助。如果能就读于一所顶尖院校，其履历上的资助记录当然会更出彩。又比如，一般院校图书馆的人员配置，哪里比得上大名鼎鼎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图书馆（Doe Library），那么这位博士生在查询核心期刊和档案资料时，就无法得到一对一的馆藏服务与帮助。此人的才华可能同样出众，但才华的展现是需要依靠资源条件的，而这样的资源，不是所有大学都具备的，也不是所有导师都能提供的。

“形象”部分主要是先天因素决定的，不过，找个好裁缝或多去健身房也会有帮助。此外，求职者的形象要素还仰赖于招聘委员会如何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是不以求职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譬如，40多岁的应聘者，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会遭遇一段痛苦的求职过程，因为对新员工的形象要求是30岁的样子。佩戴婚戒的育龄女性，会被视为携带一种风险因素，因为她尚未实现的生产能力会被她尚未兑现的生育能力所损害。如果院系成员向来都是白人，那么“有色人种”很难通过“我们院系的最佳人选”这一关。我们向来都清楚，这些未曾言明但真实存在的形象标记，就和表现的好坏一样重要，决定着我们的成败与去留。

“曝光量”是占比最大的成功要素，这更多是博士生论文答辩委员会诸位成员的责任，而不是这位学院新人自己的责任。任何群体接纳新人都需要一位引荐人，一位愿意牵线搭桥、给予帮助、疏通关系，使整个过程更加顺畅的现任成员。这里，我们犯的另一个常见错误就是想当然地认为一切关乎教育的事情只发生于课堂之内。然而，使一名博士生成功走上教研岗位的背后，其实是现任教职人员的努力，而这一切发生在课堂之外。

我读博士生课程的时候，有位终身制教授每个月都例行聚餐，把自己带的博士研究生全部请到家里，顺便浏览、切磋各自的简历和求职申请信。她努力帮助每一位学生瞄准职位空缺，把他们的研究方向尽可能朝着特定的申请目标去进行润色包装。她做了其他同事不曾做的事，把学生送到一扇扇本不可能为他们开启的大门前，引荐给那些可以启动招聘计划的资深学者，并建立人才合作联盟。毋庸置疑，她的博士生比起其他同事的学生来说，就业情况理想得多。导师的工作责任是明确的，必须采取与其他学术领域方面一样的严格标准来加以规范，这样才能确保博士生最后能成为高校教研队伍的一员。

美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课程学习阶段，以全面的综合性考试和论文的开题报告为终结；二是论文答辩阶段，由经全面审核的博士生自行完成课题研究。凡论文答辩期间，没有持续、全面地帮助每个学生成功跻身学术圈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课程项目，都有失职之嫌。他们的罪过在于，把价格不菲的教育产品兜售给天资聪颖、不乏潜力的学生，一经出售，概不负责。在泡沫经济时代总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些房产销售人员总想洗脱自己的罪责，然而，污点是洗刷不掉的。

另谋出路的文化困境

在博士生教育界，有许多关于“帮助学生另谋出路”（alt-careers）的评论文章，意思是他们的聪明才智可以有更多的用武之地，不必拘泥于学术圈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兼职教师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确实可以离开高校，投入制药或金融行业（收入总比当个教授来得多），但是，那种在优质的博士教育过程中训练形成的思维模式，并不适合大部分职场环境。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曾把知识分子归为两类，一类是“有机型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即商业社会中有机生成的、满足特定需求的学者；另一类是“批判型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即思考宏大命题、不考虑技术与功用问题（比如，思考正义、道德或不确定性等问题）的学者。

商业领域奖励的是“专业性”——那种你知道你能将事情做得又快又稳妥的能力。而学术领域奖励的内容刚好相反——那种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那种对现有知识和现有做法的不满，以及重新审视自身认知基础的冲动。

之所以把学术型博士学位称为“哲学博士”是有原因的，因为不管什么专业，都是以拥有批判精神为目标来训练博士生的，使他们带着玛莎·格雷厄姆（Martha Graham）所形容的“一种古怪而神圣的不满、一种受到祝福的不安”遗世独立。这种不满，与银行和保险经纪公司的职场氛围格格不入，它既不能应付季度性投资总结报告的要求，也无法适应超市或政府办公室的管理工作。据我的经验，它同样不适应大学的管理之需，因为学术管理工作更像是在经营一家饭店，而不是当好一名学者。

博士生倘若训练有素，其结果是，他们将无法适应其他的生存方式。他们紧紧抓住学术这条路，不肯轻言放弃，不只是因为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通往学术的那扇大门终会打开，而是因为这就是学者认识世界的方式，但一颗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在别的职场上并不那么受人欢迎。

先上钩，再调包

我跟他们说，我想要一份全职工作。可他们跟我说，他们没钱开设那样的职位。工作 10 年后，我在2016年的夏天辞职了。接着他们得到一笔钱，发布了一个终身制的职位，我就申请了。

——妮可，兼职教师

我找到（某学院的）这份兼职工作的时候，真有种一只脚已经踏进这个行业的想法。他们开设了这个全职的非终身制职位，我是最终候选人，我也感受到了作为年幼孩子家长的不利因素。而且，我意外发现另一位同事也入围了，并且她在这个学校已经干了整整25年。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谁也没被选上。

——丽贝卡，兼职教师

“入门”的游戏规则改变了。招聘过程中，职位说消失就消失，或者不再是原先说好的样子——他们不按规矩招人，或者招来的人跟职位描述没什么关系。说好的长期聘用，变成了有续聘可能的一年制合同。招聘启事上明明写的是终身制，招聘过程中却莫名其妙变成了逐年续聘。

——保罗，兼职教师

作为“按需而定”现象形成的一部分原因，我们可以关注其生产过程中的种种缺陷，但其消费过程中的缺陷，同样难辞其咎。

在与临时教师交谈时，我发现他们经常有一种“愿者上钩”的感觉。有的学校开设了几门课程，并暗示他们（由于措辞含混，法律上无可指摘），其工作性质等同于一个“职位”，若授课任务完成得出色，或有可能“很快”成为长聘人选。接下来的一学期或一学年，这位充满干劲的教师表现相当不错。院系主任也会说，干得漂亮，多么有幸能得到像你这样的英才之类的话。于是，她又得到多教2门，甚至3门课的机会。如果换作其他工作，这明显是升职加薪的前奏了。

诱饵就这么下好了，圈套就这么布好了。

兼职教师的岗位不会转为终身制教职，兼职员工也不会因为工作表现出色而得到长期聘用。终身制职位——即便是末流院校（如西北部中央农工州立学院）的终身制职位，也会在全美范围内进行公开招聘。学院不会在试用过程中招人，教师也不可能通过一路奋斗成就“终身”事业。博士后研究人员或兼职教职人员，必须恪守本分，他们的职位就是在特定时间里完成特定工作，获得特定报酬，除此以外无任何进一步的保障。兼职教师不但得不到长聘工作（如果确有其事），还有可能因为兼课导致其获聘的机会变得更少，理由是：

（1）论文完成后，闲置越久学术越荒废。（2）仅仅被当作“教师”而已，自降学者身份。我有一位朋友，在东部地区一所研究型大学兼职授课3年之久，口碑极好。好到什么程度？她所在的院系招聘委员会甚至邀她一起参与终身制职位的招聘工作，上司让她不必浪费时间自己去申请这个职位——毕竟，她只是一位授课教师。

不过，诱饵看起来真的非常诱人。重回课堂的感觉真好，“.edu”结尾的电子邮件地址也叫人心满意足，一听到上司高度评价你的工作，一看到课程打分时学生的溢美之词（对你，也对他们自己的能力），就更是冲昏了头脑。兼职教师的想法发生了奇妙的转变，他们经年累月地投入一份只给了“一半承诺”的用工合同，并相信自己也许会得偿所愿。

以有朝一日能被长期雇用为诱惑，让人抱着如此渺茫的希望前往某校任教，这是不道德的。我明白，突发情况随时可能发生——比如，依据经费而设的终身制职位，可能因为生源不足而无法兑现。但这种事发生得未免过于频繁了，这么多聪明人都遭逢此事，很难让人相信每一次都只是偶然事件。短聘或长聘，校方态度暧昧并因此受益，而受雇方却饱受“关系始终不确定”的折磨。建立以诚相待、长久稳定的关系到底有没有希望呢？又或者，仅床头柜上一封百读不厌的情书就该叫人知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