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加码“抢人”

推进人口增长，香港再度加大“马力”。

不久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人口”成为贯穿始终的一大亮点。

一方面，香港实打实拿出真金白银促生育，除了向每一个新生婴儿发放“一笔过2万港币的现金奖励”外，还包括：

涉及住房的“提高与居所有关的税项最高扣除限额”、公屋“家有初生先选楼”“先配屋”计划；

增加公营辅助生育服务名额，设立每年最多10万元辅助生育服务税项扣除；

助力育儿的“增加儿童家庭津贴15%”、增加幼儿中心名额和津贴、推展学前儿童课余托管服务、加强“社区保姆服务”；

改善子女教育和夫妻关系的“家庭教育推广计划”，整合现行相关计划并将每年资助金额增至800万元等政策“大礼包”。

另一方面，香港高调喊出“抢人才、留人才”，扩大去年底起推行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将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3所内地高校和5所“酒店及休闲管理”领域排名靠前的5所海外院校纳入，总计高校数量增至184所；同时放宽毕业生在港实习限制，“2024/25学年起入学的指定全日制高级文凭课程外地学生，毕业后可留港一年”。

一石激起千重浪。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香港青年发展委员会副主席梁毓伟直言，明显能感到香港施政理念的转变，即从过去以“不干预生育”为主，到现在明确以政策手段推动生育。风向转变背后，这座超一线城市面临怎样的人口发展未来？

一、回升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值为749.8万人，与2022年年中的734.6万人相比，增加15.2万人，增幅达到2.1%。这也是香港人口在2022年年中降至最低点后，连续两个半年回升，超过2018年水平，迫近2019年的峰值752.1万人。

流动人口的变化无疑是香港人口回升的关键原因。从净流入人口情况来看，自去年底开始，香港一改连续5个半年净流出的态势，一举实现人口净流入10.6万人；而今年年中，人口净流入临时值进一步攀升至17.4万人，两个数字均高于人口增长总值。

如梁毓伟所说，近段时间出台的一系列抢人才、留人才动作，成为推动香港人口回升的重要因素，其中既有外流人才的回流，也有新入港的外地人才。

总的来看，包括“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正发挥“强心针”效果。香港特区劳工及福利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各项输入人才计划共收到超过10万宗申请，入境事务处已批出约6.1万宗。该数字不仅远超特区政府上一份施政报告中制定的3.5万名年度引才目标，也超过了过去10年香港引才数量的总和。

而在人口增长触底反弹背后，一个更为重要的趋势是，香港传统优势也正出现回归迹象。

近几年，面临“宿敌”新加坡的竞争，香港一度出现被赶超的迹象。特别是在原属于香港传统优势的金融领域，据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智库Z/Ye集团去年9月发布的“第3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FCI 32）”，新加坡取代香港居于全球第三。还有数据显示，在香港的外资银行数量出现下降趋势，并在去年被新加坡超过。

图片来源：第3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

但就在不久前，彭博报道指出，一些疫情期间移居新加坡的投资银行家正陆续返回香港。比如，瑞银超20位由香港转调其他地区的员工约三分之一已返回。另据《证券时报》报道，高盛国际CEO罗以德也在近期表示，高盛在整个中国内地及香港的长期策略没有变化，将持续加大公司在该市场的竞争力。

在一场论坛中，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曾深入分析该问题。他认为，过去几年外资银行的员工离开，并不是不喜欢香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现在面临一些周期性问题”。

更为普遍的一种观点如梁毓伟所说，香港优势仍然没变，外流人才还会逐步回归。在他看来，港新两地比起竞争，更多是错位发展，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而新加坡则更偏向资产管理中心，双方有互补，也有合作空间。

二、隐忧

外流人口仍然有回流可能，甚至推动香港人口新一轮增长。但在梁毓伟看来，要解决香港人口问题，短中期可以靠吸引青年，长期还得靠生育。但生育难题，已经困扰香港许久。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23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在调研的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中，中国香港以0.8的总和生育率居于全球最后一位。

这背后，香港出生人口已经历连续多年下降。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据，香港出生人口在2011年高峰期一度达到9.53万人，到2022年已下降至3.51万人。从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香港出生人口仅3.26万人，仍呈现下行趋势。

而出生人口下降，又和香港当下的人口结构深度关联。

同样来自《2023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的数据，中国香港0～14岁人口占比仅为12%，仅高于日本、韩国（均为11%），与新加坡、意大利和圣马力诺处于同一水平。这意味着，适龄生育人口还将不断减少，愈加不愿生育的趋势又进一步削减新生儿数量。

人口学者何亚福则提到，与中国内地性别结构不同，香港人口女多男少，且性别比持续下降，“这是由于大量女性单程证持有人从中国内地到港与丈夫团聚，以及大量女性外籍家庭佣工（主要是菲佣）在香港工作”。而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最新人口推算数据，到2046年，这种失衡现象还将继续，且突出出现在30岁以上人口当中。

即便如此，对于人口刺激政策，特区政府一直持审慎态度。今年5月，梁毓伟曾提交一份“制订全面人口政策”议案，“要求政府以高层次统筹和跨部门协作方式制订全面人口政策”；在立法会会议上，也有议员直言，“特区过去不存在一套完整的人口政策”，因此“谈不上优化和健全”，早前立法会提交的相应材料，“政府似乎仍然未有重视”。

特区政府已在转变姿态。

7月，李家超在出席电台节目时提到，政府内部正在研究出台人口政策，“一定会做”，但也考虑到国外通过经济资助推动生育，成效未必像想象那么高，香港要汲取经验。而即便施政报告拿出真金白银，李家超也不忘提及，“生育是人生重要决定，牵涉不同考虑，各地经验及文献都指出，生育率并非单靠政府政策可大幅提升”，“但政府必须有政策导向”。

在梁毓伟看来，先不说金额够不够，至少“这是一个态度”，而在政府接下来施政过程中，也希望有一些灵活度，能听取民意、进行适当调整。

三、新局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香港人口还有一种潜在的流动趋势。

今年国庆假期间，过去被外界担心“吃不饱”的港珠澳大桥，今年被通行车辆“挤”到开始塞车了。数据显示，9月29日至10月6日16时30分，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5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总数居全国口岸首位，超过9万辆次，较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140%和300%。其中，港澳单牌车辆超过3.6万辆次，环比增加60%。

再往前的暑假期间，深圳各大商场就曾挤满香港游客。据香港入境事务处统计，7月1日至8月29日暑假期间，有超过900万人次港人入境深圳。有人根据香港人口总数推算，在这段时间内，平均每个香港人入境深圳达到1.2次。

“港人北上”愈演愈烈，而香港显然乐见这一趋势。

就在施政报告发表没多久，香港对外公开《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以“深度对接深圳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规划”。在其谋划的四大区域中，高端专业服务和物流枢纽将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对接、创新科技地带则与深圳科创园区产生协同效应——一系列安排，均意在进一步推进两地要素往来，而人口流动则是关键。

在梁毓伟看来，港深临近地区未来可能会成为香港青年人休闲娱乐的“后花园”，并且是一种常态化的交流场所。情感上“挂钩”之后，可能更快推进其下一步定居、工作，“喜欢上一个地方就会想待得更久”。因此，在他看来，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今后香港青年人北上“只会更多更频繁”。

而对于香港来说，这种人口流动不仅不会削弱当地实力，反而更能推动其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更有效借力实现香港自身的发展。

一种更形象的说法来自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林建岳：“香港融入大湾区，等于将一个700多万人口的外向型经济体，变成一个8000多万人口的庞大经济体，发展空间和潜力将不可估量。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是打造区域经济的火车头，亦是中国香港及国际企业进入庞大内地市场的理想切入点，并为内地企业提供走出去的平台。”

当然，梁毓伟也认为，虽然说人的背后就是产业、就是工作，但是也别“一次性推得太多”，因为要协同发展、互惠互利，还要想办法形成长效机制，这就需要双方“慢慢谈”，在不同的定位下携手共进。

总而言之，如李家超所言，人口问题对于社会延续性和竞争力有重大影响。要确保香港发展后劲，推进人口政策势在必行，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激发人口活力，在更高格局下谋划香港发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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