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住那个人生下坠的孩子
距离湖南桂阳县城30来公里的苦志育才学校,藏在一条村落小道的尽头,四周山林掩映,与几家荒废的汽修厂为邻。第一次载客到这里的出租车司机叹了口气,“这学校看着就好苦啊。”
一个苦字,的确可以概括这所学校里孩子们的过往人生——他们大多来自周边乡村,成长于相似悲情底色的困境家庭:父母患重大疾病、离世或处于服刑等变故中,家族无力提供养育支持。
这群7至16岁的孩子,在最脆弱敏感、需要照料和引导的人生阶段,无家可依。
我们试图呈现主流教育之外的另一种形态:当一座县城家庭最困难的儿童,集中到学校统一接受“人生兜底教育”,吃住学习全免费,习得正确的生活习惯、找回自尊与信心,被看成比“试卷上的分数”更重要的事——学生们只被要求“自食其力,做个身心健康的人”。
在校园的人生9年,这种不同于普通应试教育的理念将如何塑造他们,以及能多大程度改变孩子们原本持续下坠的人生?
人生“兜底”教育
第一次进到校园的外来者,很容易把留着寸头的女孩误认为小男孩。女孩们奔跑在学校的操场和教学楼前,彩色小裙子跟着笑声一起雀跃。
“孩子们很多是刚入学,家里卫生条件不好,头上长虱子只好给剃了。”生活老师肖艳红向外来的探访者解释道。每年开学返校,总有孩子的头发丝里,寄生着虱子或白白小小的虫卵颗粒,痒得不行只能一直抠头。
抵达教学楼之前,孩子们要先穿过碎石子和杂草铺满的操场,再爬上一个斜坡。这个容纳了近三百名师生的校园不大,教学楼、宿舍楼、食堂围绕着操场,呈半圆形展开。
在学校工作了4年多的肖艳红,午饭后正在女生宿舍里忙着分发刚烘干的衣服,她穿梭在不同的宿舍间,身边总是围绕着吵吵嚷嚷的孩子。肖艳红有些驼背,是桂阳县苦志育才学校里最忙碌的人,所有和生活沾边的事都归她管,透过大红色的方框眼镜,能看到她眼角叠出的几道皱纹。
孩子们在家里没有干净安全的生活环境,集中到学校,卫生便成为首要大事。隔壁县城,更早成立的新田县苦志育才学校,曾经有小朋友放假回家感染了疥疮,回校后没有告诉老师,100多个孩子陆续被传染。
那一次,全校所有床单被褥都被翻出来暴晒消毒,连床板都做了彻底清扫。学校花3万元找医生来集体治疗,把两台医用的热蒸汽太空舱放在澡堂,“蒸出”孩子们身上的小虫子,再涂药膏才治好。
新田县苦志育才学校,周六的食堂成了电影院
在这所奉行“家校一体”的学校,所有的生活习惯都有章法,整齐划一。孩子们在宿舍放置牙刷时得统一朝着一个方向,棉被叠成方块。每个月,学校会把当月过生日的师生集中在一起庆祝。新来的孩子会获得切蛋糕的“小小特权”。
食堂里孩子们“自治而为”,高年级同学负责将大铁盘里的米饭切成小块,再分装到每人的餐盘里。动筷子之前,所有人齐刷刷坐在餐桌前,闭上眼睛一起默念,“感恩食物,感恩社会,感恩国家”。用餐结束,也由同学们自己清洗和整理碗盘。
桂阳苦志育才全校师生近300人,每个年级只开设了一个班级。“孩子升到哪里我们就办学到哪,上了初二就办初二,上到初三就办初三。”校长王勇说,四年前刚办学时,最高只有四年级,后来跟着孩子们的需要灵活上调。她的办公室大门常年敞开,学生随时自由进出。
这里一年级的孩子大多没有上过幼儿园,还在适应节奏。上课铃已打完两分钟,语文老师站在门口清点人数,还差两个。原本坐下的孩子也跑到教室门口,大声喊叫伙伴们的名字,直到人齐。
在苦志育才的课堂上,规矩重于分数,任课老师不断提醒坐姿和课堂纪律。但与此同时,学习能力的差异又是被高度宽容的,老师不会有统一的学业达标要求,而是鼓励孩子们“做到力所能及就好”。
九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桂阳县飘起小雨。下课后,拿到雨伞的学生要负责把没伞的同学送到食堂——学校物资都是捐赠而来,数量有限,雨伞也得学会共享。
肖老师在给剪了寸头的女孩们发放志愿者寄来的帽子
学校成立的这几年,大家习惯了校园里前来慰问和参观的陌生人。性格开朗的会主动问好,有的害羞一些,打完招呼就匆匆跑开。但孩子们都被告知一条规则:不能缠着来人要吃的。“不能因为自己家境困难,就随便找人讨要东西”王勇说,这是学校的自尊教育。
而对于生活在此地的乡村女孩们来说,学会识别校园之外的危险信号,是更为具体和紧迫的事情。
前年暑假,新田县苦志育才学校的一位女同学告诉老师,家附近总有流浪汉在转悠,白天看不出异样,晚上则会跑到屋旁张望——这让老师们提高了警觉,又想到之前就发生过休学回家的女学生被同村人性侵的事。
孩子们在校外需要得到的庇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除了开设性教育课,学校找到村委会,要求重点关注家里没有依靠的女孩子,排查周边隐藏的危险。
孩子们大多来自特殊的家庭环境,心理敏感。和有意识寻求心理咨询的成年人不同,幼童往往不懂得去求助。但直接把孩子们带到心理咨询室并不是解决之道,“这会让孩子拘谨,也让别的同学对TA侧目”。
去年刚开学,有个五年级的女孩总说想自杀,她的母亲是哑者,父亲在过年的时候去世,妹妹也在苦志育才就读。两姐妹返校后影形不离,好像很害怕什么。王勇察觉到不对劲,单独找来两人问话,爸爸去世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姐姐答,是在自己怀里去世的,妹妹也看到了。王勇不再说话,只是抱着两个孩子,让她们好好哭了一场。
对孩子们来说,学校更像是一个暂时的中转站,陪伴自己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时间。有的在苦志育才读了几年状态变好,或是有亲戚回来接了,就从这里转去条件更好的学校读书。
王勇觉得,“学校让孩子感受到情感和爱是最重要的事,其次是培养生活能力和自食其力的价值观。”
同一种孩子
九岁的佳佳比很多同龄孩子瘦弱,身高也矮一个头,她说话声音软软糯糯,笑起来时,圆溜溜的眼睛眯成月牙,两颗虎牙也露出来。被刘海遮住的额头尖儿,有一道泛白的伤疤,是之前在家里不小心从三楼摔到二楼磕的,“流血了,哭了好一会儿,叔叔才发现我。”
来到学校之前,她跟着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叔叔在农村生活。“家里虽然破烂,但还是可以去的。”她会通过展露伤疤和小心翼翼发出邀请,和人拉近距离。但是被问到爸爸妈妈,声音就低下去,她只知道,先是小时候妈妈不在了,后来爸爸也不在家了。
像佳佳这样失去家庭依靠、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被叫做事实孤儿或困境儿童。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困境儿童688.9万名,包含孤儿、留守儿童、失依儿童等。
苦志育才的生源,大多来自于县城以及周边农村的“失依儿童”。2019年由民政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中,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范围作出界定:父母双方均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前述情形之一。
从现实条件来看,他们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孤儿,但孩子们在原本的现实家庭生活中,并没有获得有效的父母照顾和监护,无人养也无人教。
每一位入学的孩子都经过严格家访
而每一个进入苦志育才的孩子,都经过了严格的家访。过去五年里,王勇和同事们走遍了桂阳县的几乎每个乡镇,先后拜访200多个家庭,识别出真正处境困难、无所依靠的孩子,把他们带到学校就读。
九月的一个雨天,60岁的王勇开车前往桂阳县城附近的流峰镇做家访。山路曲折颠簸,雨点敲打在车窗上,车轮扬起的水花模糊前路,王勇倒是越开越精神,“开车就是要山路才有意思,才有味道。”有时她带着老师们出去,一侧就是悬崖,走到没有导航信号的路,都是靠大着胆子拧转方向盘抵达终点。
目的地到了。孩子的奶奶早早打着伞在路口等,她不到一米五的个头,短头发全白,不会说普通话,在镇上租了一处年久失修的楼房,陪读三个孙子。房租两千八百元一年,房间阴暗狭窄,地上是已经板结的黄黑污垢。
她的孙子阿杰在苦志育才读8年级,是个不爱说话的男孩,走路也总是低着头,不和人搭话。孩子爸爸之前在广东的一个工厂打工时,被同宿舍的工友砍死,孩子妈妈捡回一条命,但头上手上全是伤——八岁的阿杰在现场目睹了一切。房间里,老人边说边哭,王勇在一旁说些安慰的话。
即便已经做好了心理预备,但当老师们真正踏入这些孩子们的家,关于贫苦的具象场面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有人家徒四壁,几个椅子拼成床;有的家里遍地都是鸡屎,阵阵恶臭;有的孩子十几岁了还和大人挤在唯一的一张床上睡觉。
一些爷爷奶奶说孩子的妈妈“跑了”。老师们听过“跑”字背后的深入故事:女人受不了家里太穷,或常年遭受丈夫的家暴,出去打工或者再嫁了。精神失常的妈妈也不罕见。有农村男人因为贫穷娶不起老婆,就去找有精神疾病的女性,捡来拐来的都有。
有个爸爸一直不工作,妈妈有精神疾病,孩子一个接着一个生,爸爸经常去政府要奶粉钱,有钱了成天打牌喝酒。他最终在车祸中丧生。村支书主动联系了苦志育才,把孩子送了过去。
还有另一家5口人,爷爷常年卧床,爸爸中风之后基本丧失劳动力。两个小儿子分别是5岁和6岁,整个家庭照顾所有人的任务,全靠一个9岁的大女儿完成。
王勇既是学校的校长也是司机
有时,王勇也会担心,入读苦志育才会不会加深孩子们“苦”的标签?
她会在转达给孩子们的言语里婉转表达,“我们现在是困难,接受了别人的帮助。但是困难只是暂时的,等我们以后有本事了,也会去帮助别人。”
由于学校是全公益性质,每个名额珍贵。这些年里,苦志育才学校拒绝过许多经济条件尚可家庭的孩子。
老师发现一户新生家中发现客厅有空调,父亲打工还能供孩子读书,商议后放弃录取。还有一户人家的爷爷奶奶想送调皮的小孙子来读书,但老师实地走访后看到他家住房条件不错,大孙子还在县城里收费不低的民办学校读书,也没有录取。
“拯救腐朽木头上的新芽”
真正进入苦志育才上学的孩子,课业上与同龄孩子的差距悬殊,不少人是在普通学校跟不上课业,转学而来。有三年级的孩子在作文课上,只能写下歪扭的一撇一捺,也有孩子到了四年级还不会10以内的加减乘除法。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失依儿童”在普通学校面临的现实困难,包括学业基础和学习兴趣差,跟不上课业;在校不合群,感觉受排挤、孤立,出现行为异常等。
这棵大树正好挡到食堂外的洗漱池,被留存了下来
桂阳苦志育才的欧阳起欢老师曾经遇到过一位读三年级的女孩,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把上下结构写成左右结构。老师没有催写字,先教她握笔,孩子有一些新鲜感了,再让她从最简单的“王”开始。此后的几年里女孩写了十来万字,这些习字册被欧阳起欢叠收在办公室里。女孩越来越开朗,管他叫“师傅”。
新田苦志育才校长乐巍则发现了“失依儿童”更长期的问题,“很多人人生没有目标和方向,不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他的办法是给孩子们办各种兴趣班,双截棍、古筝、篮球、乒乓球,只要让学生能找到兴趣目标,“不论小或大的,先有个小目标往前走”。学校的一块小菜地也是孩子们扔铅球的练习场。周日,食堂则成了临时的电影院,大大小小的孩子坐成一排排,看投射在屏幕上的动画电影。
几年的尝试下来,新田苦志育才获得了“意外的成效”。2022年毕业班的33个学生中,有9人考上高中——对比当地相似规模的镇中,很多都是“挂零”。在县里举办的中学运动会上,苦志育才学生还拿到团体一等奖。2024年,新田县苦志育才学校的九年级总分平均分排全县前六位。
2015年学校落地新田县时,这里还是湖南省排名前三的国家级贫困县,因为“没铁路、没高速公路、没大江大河”,被调侃为“三无县”。
但同时,新田县却是公认的“教育沃土”,在永州市南部六个县城的重点中学里首屈一指——一个县城里有一所省重点中学和一所市重点中学,光是新田一中,最近几年每年都有学生考上清华或北大。
菜地是孩子们练习投掷实心球的地方
苦志育才几年来的“小成果”在新田本地的教育系统里开始引起关注,今年春季,新田县教育局特地到学校调研取经。
从2015年第一所苦志育才学校在湖南省新田县成立至今,全国共有8所苦志育才学校,分布在重庆、甘肃、云南、湖南等地。除了湖南的两所是民办,其他基本都为公办社助。
最初,创始人黄先生和当地僧人法光法师联合筹资,向新田县教育局申请办学资质,把农村的闲置学校用作免费校舍——新田县苦志育才成了“吃螃蟹”的第一家。
随后的桂阳苦志育才在2019年建立,最初的校园是靠不到10个老师和两位工人加班加点,一起收拾出来的。校址选在一个荒废了三年的学校,杂草丛生,暗处还有蜈蚣和蛇。窗户被白蚁侵蚀得手碰一下就倒掉,厕所里残留着鸡鸭的粪便。
校长老师砌围墙、做清洁,教室里灰尘漫天,清洗出来都是黄泥水。厕所的粪泥又厚又硬,要用硫酸冲洗,味道刺鼻难闻,宿舍窗户漏风,只能用纸贴上。晚上洗干净衣服晾在外面,第二天就沾上各种虫子。每天都要停电好几次,老师自己接电线、修水管。
在发起苦志育才之前,黄先生参与过其他教育类的公益项目,大多是捐款捐物,或是一对一助学形式——他觉得,这种不可持续的一次性帮助,孩子们实质上没有得到系统性教育,有的长大后还会产生索取的心态。
他对教育的作用始终抱持希望,虽然这些孩子的父母已经难以拯救,但托住这些孩子等于是给社会的未来兜底。“大人很难改变,就是像一块木头已经腐朽了,木头上又长出了一个新芽,我们去救这块木头已经很难救了,新芽是救得好的。”
另一种教育的现实窘境
当一种不同于普通学校的教育模式出现在县城里时,首先迎来的是质疑之声:免费的教育住宿,是不是就意味着条件不好?学校培养出来的孩子们会怎么发展?有宗教界人士参与,会不会是什么邪教?这个模式可持续吗?
“大家不太相信有读书住宿全免费的好事”。乐巍说,最开始有人怀疑他们以公益慈善的名义谋取私利,政府也在观望,不知道学校能办多久。2015年学校初次招生48人,开学几天就走掉了8个。
最早成立的新田苦志育才学校,经历过公益办校的所有窘境。因为资金紧张,学校裁过员,换校址之后还没水没电。
但最让校长乐巍遗憾的,是第一届小学毕业生没能留住。2015年招进来最高是四年级学生,等到他们几年后面临小升初时,适逢全省范围内中学的大班名额缩小,县城里初中老师的需求量骤升,条件差、待遇差、工作量大的苦志育才,即便是想招初中老师办初中,也失败了。
好多一开始干劲满满的老师心灰意冷。他们想,如果孩子小学毕业就脱离学校,回到社会的大染缸,最终还是有很大几率会坠落到原来的生活,改变不大。
2019年6月,新田县苦志育才筹建了初中部。第一届初中毕业的33个孩子,有1个考了定向师范(全县近400个考生当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2个考上省级示范性高中,6个考上市级示范高中。其他大部分孩子去了职高或者职中,还有少数几个选择外出打工了。
新田苦志育才记录下一位学生的前后变化
这样的教育结果算成功吗?
黄先生认为,教育的公益,是对整个社会的大闭环投资,人文社会的环境保护,“不存在失败,这群孩子未来创造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他们也会有家庭、孩子,如果不去救助,可能有一部分会成为社会的问题。”
他算了一笔账,一所苦志育才学校一年的成本是80万左右,一个县的极度困境儿童大概500名左右,全国一共100万孩子,一年投入大概8亿左右的资金,就能为他们所有人兜底。
但对于处在教学一线的校长王勇来说,兜底全国的理想还有些遥远,她面对的具体问题是学校的资金和教师问题。
和工作强度不匹配的,是老师们的生活环境和工资待遇。在食堂旁边的教师宿舍里,三四个老师共用一个套间,一人只有不到十平米的空间,房间不够就用木板隔开。有的老师爱人孩子都在县城,陪伴家人的时间屈指可数。老师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是每周末晚上聚在一起吃个小火锅,聊聊天。
王勇总是苦恼于招不到能够稳定持续待下去的老师。之前有位来自外地的爱心人士申请过来当生活老师,不到一个星期就离开了。即便是年轻的教学老师,流动性也很大,很多人把学校当作找到下一份工作的跳板,最终还是想考去县城的公办学校。
每一个任课老师不仅要跨年级跨学科教课,还兼任很多杂活儿,比如数学老师也是学校的水电工,语文老师要管理体育室的器材,历史老师要负责消毒的考勤工作,校长也是运送物资的司机。
而对于在此就读的孩子们来说,在苦志育才度过的9年时光,将会引导他们走向何种人生?
最初没能留住的第一届小学毕业生,老师们曾经通过QQ回访了部分人的情况,只有极少数人完成了学业:有的孩子回到户籍地所在的初中短暂读了一会儿书,但没能坚持下来;有的选择回到农村老家务农或者外出打工,还有少数则不知去向。
受教育之后,命运的分野
16岁的小鹏,在广东惠州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已经上班两个多月。他15岁从职校离开,是为了早点到社会闯荡。
作为安保部的员工,他负责检查酒店的消防安全。一晚上,小鹏来来回回检查97个点位,最多能走出4万多步,从晚上八点持续到早上八点。有时晚上在大堂值班,困得眼皮快耷拉下来,就扇自己一耳光醒醒瞌睡。
在此之前,小鹏在广东中山的工厂打过螺丝钉。好哥们儿刘振海介绍他来这里工作,两人都在安保部,一个早班,一个夜班。他们曾在同一所小学念书,吃住生活在一起,如同亲兄弟。
和他们毕业于同一所苦志育才的婉莹,则在今年进入本地的县职中。婉莹个头瘦弱,长睫毛高鼻梁,眼窝深深,扎着小小的马尾辫。她的穿着朴素,在职中打扮入时的学生中显得安静。
“你喜欢新学校吗?”“还行。”“老师和同学怎么样?”“都挺好的。”在被问到大多数问题时,婉莹都只有短短几个字回答。关系最亲近的生活老师谢欢,是她过去六年生活中最亲密的人。
对于婉莹来说,物理意义上的家似乎已经没什么寄托了:爷爷奶奶年迈,连她的学费都无法支持。她从没见过妈妈,爸爸也在前几年生病去世。连在职中读的养老专业,也是谢欢老师帮她选的。
每周末放假,婉莹会回到苦志育才学校,帮着带带学弟学妹。过去她曾在这里收到过滋养,印象最深的是学校组织过的一次徒步。
那是初三面临中考前课业最紧张的时候,老师们没有让他们做题,而是带着去了趟附近的农场参观。她和同学们一起拔河、抢凳子玩游戏,还认识了好多植物、水果、蔬菜。在路上走着,她觉得,“世界好像变得宽阔了起来。”
学校的生活习惯现在也在她身上留下印记。在闹哄哄的职中班级里,婉莹的课桌整洁,书本都规整收纳在桌子里。她的被子也是寝室里叠得最方正的豆腐块,棱角分明——这些是过去在苦志育才学会的生活技能。她虽然话不多,但很受班上别的同学的信任,大家会推选她当班长。
宿舍外的黑板上是孩子们抄写的励志文字
但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如婉莹般幸运。曾经和她就读同一所学校,早几届的学姐——一个六年级数学考过满分的女孩,小学毕业没考上县城里的初中。一次,校长乐巍路过一个烤串店,认出正在吃饭的她。女孩已经怀孕,挺着大肚子和几个社会小青年在一起。乐巍叫她名字,女孩很不好意思,把头偏过去,拿了吃的就赶紧走开了,也没有打招呼,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
包括婉莹在内的2023级苦志育才毕业生,大多数去了职校,另外三分之一考到普通高中,继续为考大学而奋斗,还有几个孩子选择外出打工。对这些曾接受过同一种教育的孩子们来说,他们的人生曾有过交集,也在完成基础教育后走向分野。
过去,苦志育才对孩们的期望是,要努力考高中、大学,往上走。一次和学生的偶然交谈,改变了大人们的想法。“世俗定义了更高的学历和收入是成功,但是在每个孩子心中,真正重要的东西不一样。无论你选择哪条路或者方式,自食其力就没有高低贵贱。”黄先生说。
一位上海过去的参观者和学校的一个女孩聊天,问她毕业之后想干什么?女孩说想去县城的奶茶店打工,一个月能赚1500元。来者认为女孩现在的认知有限,就开导她,“你上高中、职高或者大学,工资就可能变成八、九千甚至一万。”
女孩平静回答,说家里以前失火了,是姐姐拼尽全力把她从窗户里扔出来,摔在地上她的手留下了残疾,姐姐则是全身烧伤,现在还躺着。
她留在县城的唯一理由,是可以早点工作照顾姐姐。
(文中未成年受访者皆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 (ID:fhzkfirstory),作者:张楠茜,编辑:杜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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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幂定律
网址: 托住那个人生下坠的孩子 http://www.xishuta.com/newsview969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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