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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3年11月23日 13:04

母亲，这一身份仿佛是女人的天职，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这是个光荣的身份，意味着爱与奉献，常被冠上“伟大”一词。在更多女性的声音能被听到的今天，我们逐渐能够看到这份“伟大”背后的，沉甸甸的代价。《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一书，就以采访和报告的形式，向我们展现了新时代母亲的困局、观察和思考。

比如，一位与丈夫人生轨迹相似、职业能力相当的女性，生育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观丈夫，她发现，“为什么他还是他，只有我不一样了呢？”

比如，孩子出生后，丈夫更投入于工作中“挣奶粉钱”，本是职场精英的妻子只能操持家务，妻子隐隐担心，假如“20年后，老公功成名就，小孩会觉得：我爸爸真牛，给了我很多资源很多钱，我妈妈照顾了我20年，就是烧烧饭之类的，这有什么呢。”

本文特意选取书中的两种视角，不仅有母亲的思考，也有丈夫的不同行为与态度，希望呈现一个尽可能全面的生育后家庭景观。

（下文摘选自《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一、困在“母亲”的身份里

女人即母亲。

对女性而言，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不容置疑的召唤。放眼周遭，我们就能看到很多活生生的例证。大多数女性确实完成了怀孕、分娩的整个过程，而在成为母亲的那一天，很少人意识到，那是女性重新撰写人生故事的分界点。我们习惯于歌颂母亲的伟大，认定女性天然能够胜任母亲这一身份，是孩子们的主要照顾者、陪伴者，但是极少有人会在一个女性成为母亲之前，愿意坐下来，面对面，耐心地告诉她，今后要为之付出怎样的代价，生活重心将如何难以逆转地改变。

多年前，一位事业上颇有成就的女性朋友对我说，永远不要幻想平衡工作和家庭，那是不可能的。彼时，我还沉浸于初为人母的喜悦和兴奋中，尚存天真，认定自己可以安顿好生命中的每个角色，及其所赋予的多重责任。一年、两年、三年……做妈妈的时间越长，我越发觉个人的空间在一点点被压缩。这不仅关乎时间管理的问题，还有心与力的两难。我一直试图平衡一切，而生活却仿佛一个咧开了嘴的玩偶，有些恶作剧般地望着我大笑。

我发现很多女性和我一样，在潜意识里，用日夜履行的母职为自己筑起了一道又高又厚的围墙，把人生的可见性和可能性一分为二，却无所察觉。可见的是，年复一年，生活里一道又一道的困扰，将家庭生活以外的可能性拒之门外。当我们无法解决工作——家庭的矛盾时，只能把原本属于自己的空间再压缩一些；当我们被迫放弃曾经的梦想和部分的人生，我们便努力说服自己去接受，允许一切发生；当我们独自走入狭窄的小巷里，求助的声音长久不被听见，我们便选择沉默。

在很多人眼里，女性似乎天生不具备梳理自我、准确表达自我诉求的能力，难以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譬如在影视作品里，我们极少见到女性角色的大段独白，即使有女性主动讲述的部分，通常都被刻画为声泪俱下、歇斯底里的“非理性”场面，或是咬紧嘴唇、沉默不语、隐忍的无声画面，沦为剧情推进的背景板。

事实上，通过和访谈对象的深度交流，我发现很多女性富有内省和思辨的能力，不仅能看到自己此时此刻身处的位置，也愿意尝试从个体的母职经验出发，站在身边人，比如丈夫、公婆、孩子、上司、同事等等的角度去思考，从而去梳理、面对并尝试着走出困境，哪怕是“西西弗斯”式的循环往复，都始终不会放弃。她们在一段关系中、一个家庭中，经年累月反复表达自己的需求，即便有时候看起来是抱怨、是愤怒，像一个阈值很低的高压锅——事实上都在表明她们渴望被看见、被重视，以及得到尊重和有效的支持。

1. “分娩后的身体，像一栋被推倒重建的建筑”

琪琪31岁那年如愿成了一个小男孩的母亲。在她的规划里，30岁，是一个女性相对成熟的年纪，职业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有了一些积蓄可以抚养孩子，不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经济上，都到了一个稳定、有富余的阶段—这和她的丈夫不谋而合，小孩的到来，是夫妻俩意料之中的欣喜。刚怀孕时，她就半开玩笑半敲警钟地和丈夫说：“你可别让我到时候‘丧偶式育儿’。”她记得当时得到了丈夫一个拍胸脯式的笃定回答：“我肯定全力以赴！”

怀孕期间，她关注了好几个儿科医生的社交媒体账号。奶粉、衣服、婴儿推车……每一项她都向身边已经做妈妈的朋友们请教经验，做了详细的功课，并在反复对比价格后，才从购物软件一一下单，或是去商场仔细挑选。由于丈夫那段时间工作忙碌，常常需要出差，她基本都是靠自己和母亲的协助，像一只将要冬眠的松鼠把松果一个接着一个搬回家一样，完成了所有婴儿用品的采买工作。

第一次做妈妈，她做好万足的准备，除了必需品之外，还特地买了全套家庭育儿书，一边阅读一边划重点，再贴上不同颜色的标签。潜意识里，她希望自己是一个全能的知识型妈妈，对小宝宝的所有状况都能了如指掌。她期待自己可以变成一个有求必应的“哺乳动物”，像电视里那样，一手抱孩子一手敲电脑，而丈夫也能摇身一变成为超级奶爸，帮着有条不紊地照料婴儿。

现实很快告诉她，育儿是一个庞大又复杂的工程，而且很多时候，意想不到的限制和变数更是让她无能为力。由于分娩时过于用力，她腰部下方和尾椎附近剧烈疼痛，儿子出生后，这种疼痛感不分白天黑夜地折磨着她，刚生产完的半个月她几乎不能坐在椅子上，坐下不超过两分钟，就疼到马上从椅子上弹起来。

她第一次知道何为字面意思的“如坐针毡”，全天大部分时候都只能侧躺在床上，翻身也需要小心翼翼。幸好，有月嫂帮忙把孩子抱来喂奶，她一边学着熟悉这份全新的工作，一边努力克服生理上的疼痛，让自己尽快调整好状态，全力以赴地“上岗”。

直到大约三周之后，腰部和尾椎的钻心疼痛感才慢慢缓解。她终于能够安稳地坐在椅子上，靠着椅背，从容地把她的小人儿抱在怀里，低下头看着那饱满的、还没有褪去黄疸的小脸蛋：细细长长的睫毛，用力吮吸着的小嘴，喝饱后轻轻呼吸的样子……那一刻，身边的一切，连带着她自己，都仿佛散发出一层隽永、宁静的光晕。

与此同时，琪琪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里不再有黑白灰色的套装、尖头高跟鞋、精致妆容，忙碌穿梭其间的林立的写字楼和拥挤的地铁；取而代之的是，婴儿身上的奶香味，接受和适应各种难以言喻的生理变化——松弛的肚皮，一条又一条深深浅浅、难以褪去的妊娠纹，持续隐隐作痛的尾椎骨，打喷嚏稍用力时的漏尿……从来没有人告诉她，分娩之后的身体会经历如此损耗，剧烈的程度简直堪比一栋建筑被推倒重建。或许正是这种被打碎重来的体验，让她更能感受到婴儿和自己之间的深度连接——她是他的全部。

2. “做母亲的成就感，不等于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感”

孩子出生以后，她好像和外界失去了一些连接，孩子永远是阻拦她出门的必要且首要的理由。起初，同事、朋友们纷纷来探望她，和她分享生命中的喜悦。很快，大家又都回到各自忙碌的工作和生活里去，似乎只有她，看起来是将人生向前推进了很大一步，可又仿佛被一股神秘力量拖到一个墙角里，杵在边缘地带，动弹不得。母亲的身份让她心甘情愿地付出时间和精力，和过往生活的落差却也犹如干涸的枯水期，露出难堪的河床：

生完小孩四五个月的时候，我其实一度挺失落的，心态有点失衡。

有一次我老公从外地出差回来，然后他父母也来家里看小孩，我老公就一直在他父母面前说，最近工作上做了什么很厉害的事情，一副很有成就感、让他父母很骄傲的样子。当时我觉得突然之间和他好像相隔很远，他在一直往前走，我自己就好像离开了主流的生活，到了一个边缘的地方，每天就是对着小孩，喂奶，换尿布，然后一个月、两个月地算着小孩长大……

她把孩子照顾得很好，每次抱出门的时候，都会得到类似这样的夸奖：宝宝白白胖胖，养得真好。身边有朋友怀孕生产，都会向她咨询经验。然而，做母亲的成就感不足以替代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价值感，或者说，这两者本就需要两套系统来支持，它们的理想状态是可以并肩同行，并非一定要做出取舍。另一件让琪琪内心焦灼的事情是，孩子的出现将她和丈夫推入截然不同的境遇中，她曾经觉得和丈夫如同朋友般相处，总是并肩同行，也有聊不完的话，现在却是“眼看着你的朋友一直往前走，自己却只能待在原地”。回忆起那段时间，是他们在心理上最为遥远的阶段，总是没办法达成双向的沟通：

有孩子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内心有点分裂。每天一边觉得小孩怎么那么可爱，会爬了，会站了，会叫妈妈了，哎呀，我真是何德何能，真是太幸运了；一边又会觉得失落，担心自己和社会失联了，焦虑自己再出去工作时，跟不上大家的节奏了。那时候我老公倒是经常鼓励我，夸我把孩子照顾得很好之类，但没有什么帮助。

反而他越是赞美，我心里越是生气，倒像是帮他推卸掉了很多（带孩子）的工作。那段时间，我们很少交流除了孩子以外的事情，我找他聊聊天，说说心里的想法，但也聊不出什么名堂来，总感觉是鸡同鸭讲。他觉得孩子那么可爱，把他带好就行，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苦恼。

自从全职照顾儿子之后，琪琪的活动半径不再超过家附近的超市、游乐场、亲子餐厅等所有和孩子有关的场所。已经很久没有人唤起她的本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一叫“欣欣妈妈”，她就会条件反射地微笑、打招呼，聊天话题通常都围绕着孩子的饮食起居、早教开发……她从过去的身份中脱嵌出来，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中，努力让自己的一切看起来都符合母亲这个身份应该具备的特质和条件。

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里曾指出：

女性只要赋予“爱”以无上价值，她们付出的劳动就很容易被“家人的理解”、“丈夫的慰劳”等说辞所回报。女性是供给“爱”的专家，也是总在爱的关系中单方面付出的一方。

作为供给“爱”的专家，琪琪就这样以“爱”为名陪伴儿子一天天长大，丈夫则依旧忙碌于工作，不是在出差就是奔波在出差的路途中，每个月在家的时间依然有限。

3. “女人能做的，男人其实也可以做”

然而，在丈夫看来，自己对育儿的参与程度还不错，只要待在家里，还是能够有所贡献，并不是传说中的“父爱如山，一动不动”——他会陪着儿子在小区里玩滑梯，只是20分钟后儿子就会哭着找妈妈；他会在睡前给儿子读上两三本绘本，只是最终哄睡、陪睡的任务还是落在妈妈的身上；遇上儿子生病，他着急得手足无措，但起夜无数次，给儿子喂水、吃药、量体温、盖被子的还是妈妈……在琪琪眼里，孩子爸爸的所有育儿行为都更像是“搭把手”，“顺便帮个忙”，“工作累了，和娃玩一玩，调剂一下”，从付出的时长和程度来说，都很难称得上是在和她共同育儿。

而琪琪的丈夫却认为，遇到孩子的具体问题时，妻子比自己更有办法解决。在他的认知里，女性天然更擅长在生活上照顾孩子。关于琪琪的工作和职业发展，他认为不急于一时，“孩子还小，我老婆能把他带好，就已经很厉害了”。

显然，他将抚育幼小的孩子看作母亲头等重要的事情，暂时把职业发展放在一旁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一种普遍的安排——“很多女的生了孩子都这样，家里靠男的努力多赚点钱吧”。问到琪琪未来何时能回归之前的职场轨道，他有信心，但并不能完全确定，只是模糊地说了一句“她应该可以的。”听到丈夫这番观点后，琪琪的感受是复杂的：

育儿这件事不存在谁比谁更擅长，做得多了，自然就会得多，除了喂奶以外，女人能做的，男人其实也都可以做。

孩子逐渐长大，琪琪的生活却再也回不到从前，她所面临的境遇像是一块难以化开的薄荷夹心硬糖，顽固地待在嘴里，直到包裹在外的甜味一层层融化，一股透彻的清凉直冲鼻腔，让她清醒。母职已然深度绑架了部分的自我，将她牢牢束缚在重复的生活里：打扫卫生，准备一日三餐以及宝宝的辅食，推宝宝去家附近的公园，等待丈夫回家……她认真思考养育儿女的意义：

作为一个妈妈，我的价值是牺牲自己，去陪伴小孩吗？我也想要有自己的生活、工作啊！

琪琪和家人商量后，下定决心将2岁的儿子送去家附近的托育园，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送去，傍晚5点接回家。告别全职母亲的生活，琪琪又回到了怀孕之前的公司工作，看到曾经同级别的同龄男同事已经升职为她所在部门的领导，她心情复杂——回归职场让她终于可以喘口气，新的人生阶段刚刚开始迈步，她尚不清楚是否向前进了一步，但能确定自己没有怯懦。

二、“父亲”有办法不缺席吗？

我们普遍认为，母性是天生的，女性在怀孕期间已经与孩子建立了紧密的连接；而一个男人要成为真正的父亲，需要通过后天的丰富体验才能慢慢习得。从社会意义上说，一个男人拥有父亲的身份后，他和另一个生命便从此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传统的父权文化中，男性将大部分时间用于打拼和赚钱，鲜少扮演照料者的角色，因此父亲的主要职责是物质的供养者，是家庭经济的支柱。随着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来越高，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越来越多，父亲的角色开始变得多维而复杂，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开始出现松动。一些女性在不断地协商和努力后，与丈夫采用分工合作的形式来减轻母职的负担，传统的父职内容因此出现主动或是被动的调整。

事实上，一些男性所扮演的父亲角色会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变化，也可能兼具多个特点。我们只是希望借由这些分类，看到城市中当妻子在工作——家庭之间努力维持平衡时，男性会经历怎样的心理转变，是否会更主动、积极地为育儿和家庭做出贡献。和传统父职相比，这一代的父亲们有哪些不同？在竞争又“内卷”的工作文化之下，他们会面临怎样的妥协？追问这些环环相扣的问题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用另一个视角来看待家庭中的性别分工。为了实现两性在职场上真正的平等，我们不可忽略男性在育儿中扮演的角色。

1. “遇到养育问题，第一反应是逃离混乱的现场”

“我觉得我老婆比我更擅长做这些事情。”被问到和妻子如何在育儿中分工时，不少男性抱持着这样的观点。尤其是孩子3岁以前，生活上需要大量事无巨细的照顾，父亲感到难以插手，只是像一件家具般沉默地杵在家里，常常呈现出“妈妈带娃，爸爸旁观”的场景。

男性在成为父亲后，对于工作和家庭的时间安排有了矛盾的想法。一方面，他们希望能有机会陪伴妻儿，享受家庭时光，同时又受到男子气概传统的影响，渴望比从前拥有更高的收入、更体面的社会地位，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另一方面，当前的职场文化仍要求男性以工作为重心，因此专为男性提供的相关福利少之又少。

比如，男性和女性的育儿假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目前中国各地规定的女性产假是128——190天，男性陪产假则在7——30天。被问及是否知道有陪产假时，绝大多数受访男性表示并不清楚存在这一福利。因此从现实层面而言，很多男性在时间和空间上将自己从照顾新生儿和产妇中抽离了出来，进一步在脑海中强化了其所承担的主要职责就是“赚奶粉钱”，好像负责打猎的雄性动物一样，将食物带回家是他们的天职，而喂养、照顾幼崽则属于雌性动物的职责范围。

这样的思维惯性之下，在养育中遇到问题时，一些男性的第一反应并不是留下来帮助妻子一起解决问题，而是暂时逃离混乱的育儿现场，能做的事情仅剩如同一件家具一样保持固有的沉默。

在强调男性生产价值的父权制文化下，“家具爸爸”们的存在似乎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再加上生育政策的倾斜，导致很多男性很少有机会思考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在当今社会的合理性，理所应当地认为女性在家庭中是爱的提供者，是关怀和照料的专家，所付出的劳动也都是以爱的名义对家庭数年如一日地奉献。一份调查显示，在有0—6岁孩子的中国家庭中，从2008年到2017年的10年里，男性照料孩子的时间从0.68小时/天增加到0.92小时/天，而女性则从1.66小时/天增加到3.0小时/天。

可以发现，尽管过去10年中男性在照料孩子方面有些微进步——从绝对数量上看，大概增加了15分钟的时间，但女性花的时间则在10年里增加了将近一倍。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变得更加巨大。

一些男性往往会给父亲这一角色蒙上英雄主义的色彩，幻想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多数时候隐形于家庭的某个角落，遇到危难时才挺身而出，从天而降。他们成为真正的父亲后才发现，在实际的育儿过程里，根本没有那么多幻想中的高光时刻。踏踏实实打理好生活中的一饭一蔬，陪伴着孩子日长夜大，更需要的是英雄“下凡”。

如果没有终日与喂奶、换尿布、陪玩、做饭、家务、辅导功课等琐碎事务打交道，如果没有像母亲们一般经历日复一日的脏与累，如果没有亲身经历马拉松式的疲惫，爱很难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如果一个家庭中的种种问题都由女性来消化，无疑会在婚姻中造成矛盾与张力。对承担育儿——工作双重职责的女性而言，难以承受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过度劳累，也是面对“家具爸爸”们的沉默与隐形时，心理上升腾起的怨气，背负着苦涩、沉重的负担。

2. “需要的时候，像救火队员一样顶上去”

有一些男性开始认识到，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正在松动。前文提到的琪琪，她的丈夫李帆回忆起童年时，父母一直属于“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育儿模式，在家庭内外的事务上都有贡献时间和精力：母亲常年一边忙于工作赚钱一边兼顾家庭；身为教师的父亲承担了更多学业辅导的职责，同时也会帮助母亲分担部分的家务，比如，周末或逢年过节时给一家人做几个拿手菜。

有时候，父母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拌嘴，但整体配合默契。当琪琪做了两年的全职妈妈，重返工作岗位后，李帆开始扮演“救火队员爸爸”的角色。在他看来，快节奏的双职工家庭中很难做出非常清晰的分工，很难明确划定出丈夫或妻子应该做哪件事，比较可行的方式应当是——彼此互为帮手。遇到问题，不能只是留给妈妈们来善后，爸爸们则退在一边，而是要像救火队员一样毫不犹豫地上阵。他对此做出解释：

谁比较空的时候，谁就上去做，谁累了就休息一下。如果规定了谁做什么，谁不做什么，那有些事情这个人就永远都不会。疫情隔离的时候，我们家每个人都是既能带娃，又能做家务、烧饭。会有一个默契，不是说只有老婆能做，我就做不了，需要的时候，像救火队员一样顶上去。

有些时候是需要夫妻两人一起上，比如我带儿子去踢球，妈妈站在边上，拍拍照，带带球，跑一跑，参与一下也挺好的，全家其乐融融。有些时候是谁擅长做什么就去做，我老婆英语口语比我好，那就由她来给小孩读英语绘本，教一些日常对话。

在成为父亲的六年时间里，他体验到了和孩子慢慢建立亲密关系、一起成长所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他尽量每天准时下班，和全家人一起晚餐，等孩子入睡后，再继续加班。在他看来，陪伴孩子长大是非常宝贵的经历，如果现在错过这个阶段，将来很难再弥补。在具体的育儿方法上，和自己的父亲相比，他更加重视与孩子的柔性沟通，不主张通过言语和肢体的暴力来管教。而且比起通过严厉管教来表现出父亲的威慑力，他更希望通过长期的以身作则和耐心陪伴来达到教养目的。

小时候我爸对我很严格，他会很凶，遇到问题很大声地批评我、教训我，有时候甚至还会扔家里的东西。我自己带孩子的时候，几乎没发过脾气。我对儿子是循循善诱的，会和他讲一些人生的道理。我肯定是反对暴力沟通的，有话好好说嘛，或者说就是以身作则。给予（他）一个有爱的、宽容的环境，（小孩）自然会健康成长。同时要见世面，带他多出去走走，多见见不同的人。我觉得情商比智商更加重要。

与前一种类型的父亲相比，“救火队员爸爸”们愿意与妻子共同分担育儿任务，一起面对孩子成长中的问题，积极扮演一个倾听者和执行者的角色。他们也都喜欢通过玩耍和游戏，或是带领孩子进入家庭以外的世界，在更大的社交范围内去构建具有安全感、支持性、互动性的亲子关系，从而帮助孩子解决成长中的难题。

另外，他们都很看重和妻子的关系，会留意她们在育儿中的心理变化；信奉家庭是一个紧密交织的单位，凡是影响父母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孩子产生影响。比如，李帆会经常和妻子聊天，讨论孩子成长的问题，而不是将所有大小事务都留给妈妈去解决：

只要我不加班，我都会在睡前和妻子聊会儿天。她心思细腻，对小孩成长中的变化会比较敏感。我会仔细听听她的想法，然后想一想自己还能多做些什么。我觉得这样有商有量挺好的，带起娃来不容易有矛盾。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有爱的环境里，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