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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令，人生五十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3年11月24日 11:33

“令令现在很危险”，电话那端，朱令父亲吴承之声音疲惫。

脑瘤终究还是将朱令带到了悬崖边上。11月16日，她脱离了呼吸机，卧床近两个月后第一次可以喝水，还喝了半杯她喜欢的酸奶。第二天晚上，她突然出了一身汗，紧接着血压升高，18日开始，高烧到了39度，陷入深度昏迷。此后几天，她身上插着4个泵，3根输液管，努力维系生命。

实际上，早在几个月前查出脑瘤后，朱令就被宣判，“可能活不过10月了”。

可她挺进了11月。这段时间，她终日躺在病床上，身上插两根管子，一根连着鼻子和营养液，一根连着呼吸机和脖子——2011年，她的气管被切开后，就没再合上，氧气通过气管，直达肺部。北方的秋冬干燥，她的嘴唇有些干裂脱皮。每隔一两个小时，护工会用镊子夹着棉花蘸上纯净水，朝她嘴里挤几滴，好润润嗓子。实在不行，就再往嘴巴上抹点香油，免得裂开。医生禁止她吃饭喝水，只能用这种方法让她舒服一点。

慢慢爬上两鬓的白发，意味着朱令正一步步迈入老年。她的眼睛已近全盲，像是蒙了一层薄雾；气管切开后，喉咙也无法再发出声音。日常起居主要由父亲吴承之和母亲朱明新照顾。

卧床的时候，朱令手里也捏着握力球锻炼‍‍‍‍‍

朱令案为何值得关注‍‍‍‍‍‍‍

我是在2013年复旦投毒案后开始关注“朱令”这个名字的。散落在网络上的信息大致可以拼凑出以下内容：朱令，原本在清华大学化学系读大三，1994年和1995年先后两次被投重金属元素铊，毒素侵入她的大脑、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等，造成终身残疾，嗓子再没法发出声音，智力也退化到了孩童阶段。

彼时朱令案已结案，但真凶并未落网，被列为中国几大悬案之一。朱令成了一个符号，每隔几年会再度出现在舆论场，网友们抱着极大好奇和愤怒追讨真相，也试图帮助朱令。每年的11月24日，都有人记得她，祝她生日快乐。我好奇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那么多人关注朱令，在无能为力的事实面前，这些投向朱令的目光意味着什么。为了找到答案，秋末冬初的这段时间，我几次走进位于北京六环外的疗养院探访朱令和她的家人。

我到的那天，朱令意识到房间里来了生人，努力将面部肌肉向上拢到颧骨处，像是在微笑。

“令令跟你打招呼呢”，顺着护工的目光，能隐约看到她的左手稍稍抬起，微微晃动，食指上的血氧夹也跟着轻轻晃了两下。秋日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斜着照进来，落在她被加热过的石蜡包裹着的双腿上。因为长时间不能站立，腿部已经萎缩到胳膊般粗细。2011年，她的气管因肺炎被切开后，经历过数次肺部感染，又先后患上了糖尿病、肺部肿瘤，直到这一次发现脑瘤，直接被宣判。

往年朱令的生日，父母总要为她准备一小块无糖蛋糕，但从不跟朱令提及这是多少岁生日。近几年，连生日也尽量不提了，“怕她觉得自己年龄这么大了，又触发伤心的东西。”

“能过50，还可以”，吴承之一连说了几遍“还可以”，“两次被投毒，她不单能活下来，还活了30年，这些都是奇迹。”而在清华校友张黎利看来，朱令的50岁还有另一层意义，“她活着本身就是在抗争，也在提醒大家，不要遗忘。”

11月19日，张黎利在大洋彼岸得到了朱令病危的消息。吴承之告诉他，“已经做好准备”。‍

而就在前一天，他才刚刚录制了祝朱令生日快乐的视频。

新的不幸

朱令最近一次上热搜是在2023年年中。

她查出了脑瘤，被看作“命运又一次给这个家庭的残忍一击”。

这个家庭确实遭遇了太多不幸。吴承之和朱明新原本有两个女儿，姐姐跟父亲的姓，叫吴今；妹妹随母姓，取名朱令。两个女儿同样优秀——吴今精通芭蕾、钢琴、英文，曾以北京市前十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却在1989年4月，和同学在野三坡春游时，失足坠崖离世。相比沉稳的姐姐，妹妹朱令更活泼灵动。她从小学到高中一路保送，直至上到清华。她是北京市二级游泳运动员，擅长古琴。铊中毒后，朱令幸存下来，尽管终日卧床，但已经是父母仅存的寄托。

去给吴今扫墓时，两位老人总要告诉大女儿，“你放心吧，令令现在很好”。

朱令一家，左起分别为吴承之、朱令、吴今、朱明新

《朱令的四十五年》一书作者李佳佳将这一家三口比作“铁三角”，“不论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他们都靠着彼此支撑，跨过一个又一个坎。”

写书之前，李佳佳先后采访了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的接触中，朱令父母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平和，从未表现出大悲大喜。一次吃饭时，朱明新讲了一句，“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就是幸运，有的人就是不幸”。李佳佳记得，她是面无表情讲出这句话的。

新的不幸来得突然。今年4月，家人注意到，朱令总摸后脖颈。朱明新问起，她用口型解释说是脖子不舒服。于是她被带去拍颈部CT，因为她躺不好、总晃，医生干脆连头部一起照了CT。结果显示，脖子没问题，脑子里意外地被查出有几个瘤子。

之后，她又被带去友谊医院做加强核磁，确诊了脑瘤——大脑皮层下多发高密度结节，大者位于右顶叶后部，大小约1.8cmX2.3cm。至于是良性还是恶性，还要做进一步活检。

医院很紧张，四处请专家会诊。“医生讲，到这个程度就很危险了，随时可能出状况。如果突然出现脑水肿，人就不行了，抢救都来不及。”朱明新向我转述医生的话，“可能都活不过10月”。

朱令的家人拒绝开刀做进一步活检，他们选择了中医保守治疗。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只想让女儿过得舒服点儿，“不想做任何伤害性治疗了，又穿刺又化疗的，整个跟活死人一样。”

整个10月在平静与提心吊胆中熬了过去。朱令并没有出现医生起初判断的呕吐、吃不下饭或是突然昏迷，她每天脱机（脱离呼吸机，自主呼吸）的时间甚至还从一两个小时延长到了四个多小时。但脑部CT显示，肿瘤还在一点点长大，再结合越来越衰竭的呼吸和消化，医生从未松过口，“一直很危险，瘤长大了，压迫到神经的话，人会突然不行”。

这个家里，82岁的吴承之总是那个要乐观些的角色。他觉得，女儿虽然躺着不能动，但表情大多时候是放松的，精神挺好，跟人打招呼也乐呵呵的，“她觉得挺舒服，这不就可以了吗？”

想要让朱令过得舒服且体面，需要极其细心的护理——她下不了床，就要掌握好她的小便规律。大概到时间了，得赶紧把尿垫换掉，不然容易生褥疮。平时每周洗一次澡，夏天两次，最近不能下床，身体每天下午都要擦洗一遍，保证清洁。

吴承之身体也大不如前，长时间行走需要推着轮椅

在我采访的这段时间，吴承之总会细心地把板凳和水放在轮椅上，推出来给我，喊我坐到湖边的阳光下聊天。他不擅长拒绝，也说不出什么重话，但会非常明确地禁止媒体在病房里拍摄朱令的任何照片和视频，因为“令令现在不太好，不想让大家看到她现在的情况”。

李佳佳在书中也提到，尊严这个词，对于这个三口之家是一条始终隐隐存在的线，“两位理工科知识分子，把悲伤和痛苦小心地遮盖好，体面而不卑不亢地保护和支持女儿体面而不卑不亢地生活”。

每次见面，吴承之都会告诉我，令令的状况又好了一些，比如脱机时间比上次多了一个小时，可以尝试着将定量的盐水糖水通过胃管输进去。甚至有一天，她没有用开塞露就能大便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慢慢恢复的过程”。

至于脑瘤，吴承之觉得，“就看她自己的生命力了，顺其自然。”

吴承之自己身体也不那么硬朗了。2020年，他在老年医院体检时，发现右肾有一个大囊肿，医生建议做肾脏切除手术。他带着厚厚一沓CT照片、病历和一包洗漱用品去了友谊医院，得到了医生“保守治疗”的建议，他也就“没再管它”。

“我都80多了，肿瘤长大的速度和人衰老的速度，还不一定哪个快呢。”吴承之的原则是，能不做手术就尽量不做。后来碰到当年老年医院的医生，对方告诉他，如果当时将右肾拿掉，能保证存活5年。如今三年多过去，肿瘤还在慢慢长大，但吴承之似乎也感觉不到。

他会把自己这段经历拿来和朱令的比。“跟我的肿瘤一样嘛，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干嘛要挨那一刀呢？”他进而又谈到人的生命，“就像一棵树，从来没有笔直光滑的树，都是这里歪一点那里凸一点。人也一样，没有完美的生命”。他觉得，朱令靠着自己的生命力挺过了一次又一次生死关头，这次也能挺得过去。

“忍着”

在吴承之的记忆里，这30年，所有事都是以医院为坐标发生的。讲述起某件事时，他总会以“在XX医院的时候”作为开头。他算了算过去30年经历的大事，都跟疾病有关——非典和新冠，朱令的几次病危，自己经历的一次脑梗、一次肠梗、一次药物中毒，朱明新经历过的一次脑出血，“想想30年也很快，都过去了。”

对他们来说，一切又彷佛停滞着，生活一成不变，他们至今也没等到铊中毒案在法律上的真相。朱令的身体状况反反复复，经常是刚有起色，又被一次肺部感染打回原地。

最近的这次卧床快两个月了。

这缘于另一场危机。9月底降温，朱令感冒了。一场高烧后，血液里二氧化碳含量直接飙到80%，人基本处于昏迷状态，呼吸和消化都“不太行了”。对她来说，即使是普通感冒，都可能致命。2013年以前，她因为肺部感染，屡屡被下病危通知，几乎每年一次。

住进疗养院的这10年，吴承之和朱明新的生活全部围绕朱令的时间表展开，日复一日，一成不变。他们没再回过位于北京方庄的家，用吴承之的话说，“令令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前阵子朱令还能进食和康复的时候，每天早上七点，要帮她咳痰、小便；接着煮饭喂饭。她胃口很好，每天早上喝一包牛奶吃两个鸡蛋白。上午八点，到对门的康复大厅做锻炼，躺在器械上蹬半小时腿；接着回病房，利用清华校友捐赠的外骨骼机器人设备“走”半个小时。之后，按摩师会到病房给她的肌肉按摩20分钟，接着是康复大夫来训练她用口型讲话。

她可以说话，只是发不出声音，需要凑近读她的口型，但只有熟悉的人能读得准。我第二次去看她的时候，护工告诉我，她在跟我说“你好”，还表演了30秒内算出1000以内的加减法。

接下来的午饭时间，在朱令还能进食的时候，她一般会吃半个馒头，100克肉，加了一点油和盐的蔬菜。她爱吃饺子，一顿能吃15个；也爱吃鱼，每次吴承之都吃鱼头和鱼尾，把最鲜嫩的部位留给女儿。自从朱令卧床不能吃饭后，吴承之也便没吃过一餐鱼。

下午时间一般用来晒太阳和康复，就这么忙忙叨叨到晚上九点多，护工会给朱令戴上一个小型呼吸机，好让她睡得舒服些。凌晨十二点和两点，朱明新会和护工起来帮她翻两次身。

这些平淡枯燥的日子，对朱令一家来说尤其珍贵。这意味着，朱令的身体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处在平稳期。平稳日子过了好几年，朱令也的确有了些肉眼可见的进步——可以在医生的帮助下，从站立姿态慢慢坐到医生腿上，然后重新站直；她逐渐能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头脑也清醒了些，会乐呵呵地动动嘴唇，跟人做些简单交流。

吃是朱令的一大乐趣，她尤其爱吃甜食。因为她有糖尿病，头几年，老两口就先给她喂降糖药，再让她享用甜食。后来，担心食物进入气管导致肺部感染，医生禁止她吃饭。为了让女儿生活质量好一点儿，父母把饭菜打成糊，像照顾孩童一样，一勺一勺喂给她。

尽管智商也退回到了孩童时期，但朱明新能感觉到，“令令变得懂事了”——最近，她不吃不喝地躺在床上，还能状态饱满地和进病房的人打招呼，笑眯眯地回答各种问题。以前可不这样，她不乐意或者难受了，会哭，会不搭理人，会晃动床栏杆发脾气。

她的记忆似乎也停在了出事前。刚生病那几年，她发脾气时会问，“我的书呢”，还惦记着要回学校做实验。有一次，朱明新跟她聊到大学同学出国了，朱令突然情绪失控，声音嘶哑着喊，“真是莫名其妙，活见鬼了，我不活了”。有时候听到从前听过的音乐，她也会哭。

朱明新觉得女儿现在是在“忍着”，她心疼这份“懂事”。也因此，他们尽量避免在她面前提及过往，怕触及她伤心的事情。即便是每年的生日，也可以忽略不过。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吗

50岁的朱令更像一个小孩，大家都叫她令令，拖长了尾音跟她讲话。知道她爱美，护工给她取了个昵称，叫“小美”。她听了就乐，但又拒绝接受，“我是朱令令，不是小美”。

曾经的朱令，是人人都会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她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母亲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高级工程师。从小生活优渥，她又聪慧，从学习到音乐再到运动，样样出类拔萃。在尖子生云集的清华，她成绩优异，还是民乐队的台柱子。

化学系学妹赵婷（化名）在1994年新年晚会的舞台上见到过朱令，当时她披着长发，用古琴弹了一曲《阳关三叠》。“音乐和她都太美妙了，一点不夸张，就是女神级别的。”

大学时的朱令

一年后，赵婷在学生食堂再碰到朱令时，她戴着棒球帽，没了头发。当时大家只知道朱令得了怪病，突然开始大把大把掉头发，视力模糊，吃不下饭，但没人知道背后的原因。直到2005年，天涯论坛一篇名为《天妒红颜：十年前的清华女生被毒事件》的网帖出现，指称朱令疑似被同宿舍的孙维投毒所害，这件事情才被更多人知晓。

从朱令第一次发病，到确诊为铊中毒，历经了6个多月。1995年春天，她又发了一次更严重的病，浑身剧痛，头发掉光，人完全陷入昏迷，住进了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中间全身换了8次血，也未能查明病因。

那是一个互联网尚未普遍启用的年代。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城拿着她的病历复印件，在北京大学的机房，向全世界发出了求助邮件。几天内，来自各国医学界的邮件雪片般发来。在朱令父母记载的日志上，这样写道，“在三百九十五份中，有二百六十六份认为是中毒，其中一百零六份明确提出可能是铊盐中毒。不断收到‘请尽快为朱令检测铊’的邮件。”

这是早在朱令就医之初，便被排除掉的病因——清华大学提供的朱令在校期间重金属接触清单中没有铊，且协和医院也没有能够检验铊含量的仪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后，朱令父母再次提出恳求，他们将朱令的各种身体组织成分送到了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的研究员陈震阳处，检测结果显示，朱令体内的铊含量已经超过了致死量的40%。

从朱令第一次被门诊怀疑为铊中毒，到最终被检测报告确定，整整过去了52天。

病因明朗后，吴承之花40多块钱，买了10瓶对症的解药普鲁士蓝。而此前大半年，朱令住院检查治疗的账单已经累计到了50多万元。用药后，朱令体内的铊毒解除，保住了性命，但由于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毒素对她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确认为中毒后，朱令家报警，案件被定性为刑事案件。

1995年年末，警方告知朱令家人，“已经有了嫌疑对象，开始短兵相接，窗户纸一捅就破了。”他们还透露，唯一嫌疑人，就是朱令的同宿舍室友孙维，她也是化学系唯一能够合理合法进入有铊实验室的本科生。

但朱令家人至今没能等来案件实质性进展——朱令的宿舍两次失窃，她的洗漱用品和其他可能有关的证物全部丢失，而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无法给嫌疑人定罪。

20多年后再提及当年，朱令父母的表情中没有愤怒、沉重或任何与悲伤相关的情绪，“事情捅到头了，已经是这个结果，还有什么办法？”吴承之淡淡地说。那段时间，为了给女儿讨公道，他们不断接受媒体采访，去信访部门上访，给最高法院院长写信。

再提到嫌疑人孙维，吴承之的语气也是淡淡的，“这些年，我估计她的日子也不好过吧。”

相比吴承之的淡然，朱明新偶尔会抱怨两句女儿的性格，“她第二次中毒前，躺在宿舍，人家打来的水她就喝，也不管人家高不高兴，没心没肺的，好像就缺那么一根弦。可能就是因为缺了这一块，才造成了她的悲剧。”

朱明新之前说过，自己有两个心愿，真凶归案和朱令康复。对于前者，她不抱希望了。至于后者，眼看着朱令一次次病危，她只希望“能少一点儿痛苦送走她”。

只要还能祝她生日快乐，就有意义

而更多网友和朱令的同学们没有放下此事，李佳佳记得，一个一直关注朱令的网友给她留言，“从未遗忘，不敢遗忘，希望有生之年看到真相”。

张黎利是朱令的清华校友，也是孙维的初中同桌。2013年，他在报道上第一次得知此事，当晚，他梦到自己在清华上自习，孙维拿出零食放在桌上给他。他猛然惊醒，一身冷汗。

那之后，张黎利找到吴承之，详细了解了他们的需求，并在一个小范围的校友群中呼吁大家成立了华霖基金会，在资金、技术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支持朱令一家。每年，他会将朱令一家的现状详细记录下来，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微博账号@帮助朱令也有10万粉丝，也会发布朱令近况和公示捐款明细。捐款留言中，不断有人祝朱令平安。

每逢朱令生日、父亲节和母亲节，吴承之和朱明新的手机上，也会收到网友们发来的问候。在吴承之看来，大家对朱令的挂念，已经成为一种朋友间出于感情上的关注。而过去30年，由于朱令事件在中国互联网迭代中反复掀起波浪，朱令一家的命运也随着网络舆论浮沉。

最初，世界各地的医学专家，通过电子邮件给出“铊中毒”的答案，救下了朱令的命，她的故事也被当作中国第一例互联网求助全球会诊报道。志愿者何清在1996年的《读者文摘》上读到了有关朱令的文章后，开始长期关注。2004年，帮助朱令基金会在美国成立，由朱令的大学同学童宇峰和何清等人管理，他们在海外举办音乐会为朱令筹款。

2005年，天涯网帖引爆舆论后，孙维本人亲自发帖澄清，并引来其余室友和部分同学的跟帖。网友们昼夜不停地发帖分析案情、站队、争论，甚至骂战。随后，央视花了一年多时间采访朱令一家，拍摄了专题片《朱令的十二年》，前后修改了40多版才过审播出。此后，更多人知晓了朱令的遭遇。

何清至今对朱令33岁生日的场景印象深刻——网友们在群聊的空间加上了音乐，有一首是朱令专题片结尾的那首歌。歌名她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自己泪流满面，为朱令难过，也为网友们为她撑起的一片小天地感动。

朱令再一次成为舆论焦点，是因为2013年的复旦投毒案。同样的宿舍投毒事件，同样是铊，不同的是，凶手林森浩迅速被锁定并认罪。朱令的事也因此被再次提起。彼时，在方庄那套房子里，吴承之和朱明新接待了最多一拨媒体，光记者的名字就记了半个笔记本。记者来了，市里的领导也来了，在听了朱令一家的诉求后，市里敲定了安置方案，安排朱令到友谊医院进行体检，又召集了专家会诊，最终将朱令一家安置到如今这家疗养院。在这里，她的名字改为“吴令”。

为什么30年过去了，人们依然在关注朱令？在张黎利看来，“大家绝不是看热闹，而是因为它触动了太多人的良知。像朱令家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如果他们家都不安全的话，还有谁是安全的？只要朱令活着，我们每年还能祝她生日快乐，就非常有意义。”

赵婷是在2005年关注到朱令的，当时她只是觉得“朱令太可惜了”。等到2022年，她突然意识到，当年的同情是居高临下的，看客式的，“她需要帮助和爱”。于是，她开始每周一次去探望朱令和她的家人，和她聊学校的事，给她唱歌。她每次去，都是病房里笑声最多的时候。

朱令的病房里的确时常传出笑声。有一次，我刚进去，护工就分享了一个消息，“令令刚放了个屁”——这是好事儿，她消化不好，放个屁能让她痛快一点儿，也说明消化好了一些。护工随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护士和吴承之，大家讲起朱令放屁的糗事。躺在床上的朱令也跟着咧嘴乐，随后又缩了下脖子。“你看，还不让说了，害羞了。”护工在一旁逗她。

吴承之和朱明新最担心的就是自己比女儿先走——2004年，朱明新从椅子上摔下去导致脑出血，头顶补上了一块巴掌大的钛合金板；吴承之则经历了一场肠梗阻、一场脑梗和一次被下了病危的药物中毒。前一段时间，他腰疼到走不了路，最近才能勉强推着轮椅溜达溜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