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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今年摆下去的小摊,明年都还在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时间:2020年06月05日 10:02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张家明,头图来自IC photo

“城管喊你来摆摊啦!”

各地的小摊贩可能从来没想过,“城管来了”这句话会反转成完全不同的意思。

近日江西瑞昌的城管主动打电话邀请摊贩们上街摆摊,初时小摊贩们还以为是诈骗或者钓鱼,犹豫着表示不信,直到城管在指定地点钉上了“流动摊贩临时摆摊点”的蓝底白字指示牌。

瑞昌城管邀请小贩上街摆摊。/梨视频

也是江西,萍乡一家著名的餐饮企业因为疫情期间不许堂食,每一天都在亏钱,只好摆地摊卖宵夜自救,结果被城管人员劝离,不许摆摊。第二天,突然接到了通知:可以摆了。

在四川仁寿,一名老人从山里挑了两担李子到城里卖,刚在人行道路边摆摊不久就遭到城管“驱离”——没有收摊,也没有罚钱,城管主动帮老人找到了合适的摊位,亲自挑扁担送过去。

仁寿城管为老太太挑扁担,博得网友好评。

种种“反转”都意味着,为了解决疫情引起的就业问题,各地路边摊管制放开已是大势所趋,大家或许很快就可以在街头吃上镬气十足的炒粉炒面、糖水冰粉、煎饼馃子、鸡蛋灌饼、牛肉酥饼等美味小吃。

不过,当年那些被收走小车和炉子的大哥大姐,想重新回到街头摆摊,就得重新置办工具了——这一次可别再变卦,他们折腾不起。

一、摆摊是他们的生存权呀

如果有更好的活路,大多数小摊贩可能都不会选择摆摊,日晒雨淋、起早摸黑等辛酸先不说,与城管的周旋才是最头疼的。

奥运冠军劳丽诗最近在微博上谈起她去年遇到的一位摆摊大叔:四川人,老婆孩子都在老家,自己一个人来到大城市摆摊谋生,每天下午五点后才出摊,不敢太早出来,因为“城管下班他才敢上班”。

今年疫情袭来,劳丽诗也发现,家附近的小餐馆关了不少,那位卖凉皮的大叔也很久没出现了。

即使是餐饮大企,受疫情影响停摆后也压力山大。据中国饭店协会今年3月份发布的调查报告,在接受调查的餐饮企业中,超七成门店停摆,营业额同比下降超九成,仅9%餐企的流动资金能够撑到三个月以上。

怎么办?摆摊吧,这是很多餐馆、酒楼为数不多的生存选择,不少其他行业的失业者也第一时间想到“摆摊卖点什么”。

据成都当地媒体报道,自三月份开始允许流动商贩临时占道经营以来,两个月内成都增加就业岗位超过了10万,可见政策之有效,也可见民生之急。

成都的大蓉和,哈尔滨的满汉楼,泉州的文华酒店.....很多大餐馆都放下身段,在门口摆起了摊,菜单上基本都是方便市民打包拎走的平价早餐、宵夜和家常小菜,也给复工的上班族提供盒饭外卖。

可想而知,这些业务赚不了几个钱,能及时止损已是不错。早在1月底,由于大量年夜饭退订,各地餐馆囤积的食材无法消化,陕西西安和山西太原就有餐馆在门口摆摊卖菜,只按成本价卖掉,“总比放着烂掉要好”。

低价卖菜,也是无奈之举。/视频截图

对无数个体商贩来说,摆个小摊讨生活,不过是一个求温饱的愿望而已。由于疫情开不了学、开不了工,摆摊成了很多人扛过艰难时期的首选。

重庆江津,10岁的女孩小周除了在家上网课,每天早上5点就到菜市场帮妈妈摆摊卖菜,熟练地打包、找钱、吆喝“菠菜菠菜,三块钱一把,五块钱两把”,算下来一天收入不过几十块。

山东淄博,一对夫妻拉着三轮车在路边卖樱桃,每天在外面摆摊十几个小时,只能把孩子带在身边,给他一张小板凳,装水果的泡沫箱当书桌,坐旁边写作业。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所卖樱桃不过10块钱3斤。

每日随父母出摊的男孩。

云南昆明,幼师邢女士连续三个月只能拿底薪,最近带孩子上街摆摊卖袜子了,10元3双,生意好的时候收入差不多有一百元;河南孟津的跆拳道教练周先生,因为学校停课,全家都靠妻子2000元工资过活,决定上街摆摊卖水果,夫妻两人一天工作12个小时。

占地面积可能不到一平米的路边摊,对一个千万人口、高楼林立的大城市来说也许微不足道,但对小摊贩们来说,这是他们生存权的体现。摆个小摊,开个500强公司,在这个意义上是完全平等的。

周先生和妻子在路边摆摊卖水果。

二、禁止路边摊的理由,缺乏说服力

无可否认,路边摆摊可能会带来环境卫生、食品安全、交通秩序、深夜噪音等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各地限制路边摊的主要理由。

然而这是本末倒置的:卫生、堵路等问题都不是禁止摆摊的合理理由,它们恰恰说明的是,我们长期以来对路边摊的管理工作做得不够好,没有科学的引导和人性化的管理,才导致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路边摊影响环境卫生?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问题。新加坡在这方面已经有几十年的成功经验: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先后采取发放营业牌照、设置小贩摆摊中心、强制小贩接种疫苗、安排小贩参加卫生培训、帮助小贩改良卫生设施和用餐环境等方法,后来还在小贩中心采用冷链保鲜、中央洗碗系统、厨余垃圾处理系统等新技术,基本解决了熟食小摊带来的污染问题和食安问题。

新加坡的小摊很发达 。/unsplash

在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时期,摊贩被警察驱逐的事情也时有发生,1981年的电影《边缘人》一开头便是警察追捕“走鬼”的逼真场面。1970年之后,香港政府开始给小贩发牌,根据各区市民需要确定固定摊位和摊位数量,并允许他们成立了行业协会。

这些措施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面对小摊贩时,我们城市管理者的角色应该是引导者、服务者、支持者和管理者。成都近日为流动摊贩推出了“五允许一坚持”等政策措施,包括建立摆摊地点引导机制、清洁卫生责任机制、群众投诉处理机制等,都是很好的开始。

路边摊另一个备受诟病的问题——加剧交通拥堵,某种程度上也是欲加之罪。事实上,即使完全没有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我们的人行道依然难以通畅,光是一条盲道一路上都会遇到无数障碍物,还有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在和行人抢道。

在路边摊遍地的泰国,政府也曾经多次以“堵塞人行道”为由禁止摆摊,但朱拉隆功大学建筑系经过长期调查研究后发现,政府的理由缺乏说服力。

“超过1000名受访者认为路边摊不是通行最大障碍。实际上,路人表示即便没有路边摊,曼谷本就狭窄的人行道上也随处可见其他障碍物阻碍通行,例如电线杆、消防栓、废弃的电话亭和路标。”

曼谷都市管理局1972年成立后就试图严管路边摊,不过多数都无法贯彻执行,因为路边摊早已成为这个旅游国家的生活方式,经济疲软时还可以解决大量就业,所以执法人员多数时候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017年,曼谷被CNN票选为全球第一名的路边摊美食之都。/unsplash

问题是,如果摆摊没有取得合法性,只当作权宜之计,政府部门总能找到理由这里限制一下、那里规定一下,特别是经济恢复以后。2017年,曼谷市政府就下令整改50区占道经营的路边摊,一时之间从摊贩到游客都提心吊胆。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管制路边摊”,而是“如何创造一个更适合摆摊的环境”。在韩国,政府一般将市区的摆摊地点分成三类,分别是“绝对禁止区域”“相对禁止区域”和“诱导区域”,按规定即可自由摆摊。

随着各地放开管制,设置流动摊贩场所,落实社会保险补贴,推动备案登记等制度,中国的路边摊首次在法理上取得了合法性。乐观而勤劳的流动商贩,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了。

在海南海口摆摊的卖手抓饼的张女士对海南特区报说,海口开展“双创”后,她不得不租了个店铺,每月多了1500元租金成本。另一名卖槟榔的摊贩赵先生,就在前几天还被城管逮住,收到了一张罚单。

“我也不想阻碍交通,如果政府能规划一个指定的区域让我们摆摊,我肯定老老实实地在指定区域内经营。”

“我们一定会打扫好卫生,保证收摊时不留垃圾,维护街道干净整洁。如果客人制造噪声,我们会及时劝阻,避免扰民现象发生。”

面对这些诚诚恳恳经营的中国劳动者,有什么理由不为他们提供支持和服务?

三、路边摊是一个城市的养分和灵魂

回到中国当代经济史的开头,我们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其实是从摆摊开始实践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将近1500万知青陆陆续续返回城市,可城里的企业和工厂无法一下子容纳那么多待业者。

于是,各地政府除了发动国有企业兴办集体企业,以安排本单位员工的回城子女,也号召知青们自力更生,允许他们下海当个体户去。短短几年内,个体户就在全国遍地开花。

中国第一个“个体户”章华妹,最早就是在温州弄堂里摆摊卖纽扣、针线、表带等小商品;“傻子瓜子”的年广九,1980年开始在安徽街头摆摊卖瓜子;今天人人皆知的“老干妈”陶华碧,也是从摆摊卖米豆腐开始发家的。

更晚几年,本来在中科院人事局当干部的柳传志,找来一辆平板车,就在中科院门口练起了摊,卖起了电子表。在中关村,刘强东摆摊卖起了VCD,周鸿祎开始倒腾高三参考书。

当时有一句话叫“靠摆地摊都能奔小康”,摆摊办店是人人喜闻乐见的第二职业,很多后来的企业家都是从摆地摊开始的。

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

这并不是说,今天开放地摊经济是因为它能发家致富,时移世易,人们也不指望摆地摊能赚大钱。

最近媒体纷纷报道“夜市摆摊走出的奔驰哥”“90后女子摆地摊日卖4千,奖励自己一辆奥迪”,网友们只觉得:支持摆摊,但也不要放卫星,大家只是希望好好工作,做点实事。

今天想要靠摆摊谋生活,也许比上一代人压力更大。摆过地摊的博主Sail在知乎分享说,如今在城市里摆摊已经跟创业很像了,摊主要控制各类成本,学会分析市场(比如摆摊卖什么、在哪里卖),关注整个销售流程,还要面对商业竞争,以及与城管部门的博弈。

这里面能年赚百万的人固然有,但大部分人的收入都比较正常,就是解决一份工作而已。

城市里之所以需要路边摊,它对经济和就业的实用价值当然很重要,但更深远的意义是,路边摊本来就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养分,更是城市生活的灵魂所在。

我们无法想象,没有了意大利热狗摊的曼哈顿,没有了庙街夜市的香港,没有了牛车水的新加坡,没有了锦州烧烤的北方城市,没有了炒田螺、烤生蚝、小龙虾的南方街头,会是怎样枯燥乏味的一个城市,这样的城市必然是缺乏生机的。

香港夜市。/unsplash

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国际大都市,路边摊都是本地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2019年3月,新加坡正式为其国内的小贩文化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理由便是“它最能代表新加坡多元化的饮食文化、包容性的生活方式,是凝聚家庭和加强国人归属感的场所”。

正如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说:“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兴趣、能力、需求和才华千差万别。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

路边摊烧烤档的腾腾热气,夜市里各色人等、各类美食汇聚的混杂性,小摊桌子上你来我往的交谈声,恰恰是一个城市的活力、多样性和自发秩序的最佳体现,而这是无法通过运动式的规划打造出来的,也无法在取缔后短期内快速恢复。

说到底,烟火气其实就是人气,让小贩们拥有一个“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的经营环境,摆摊能劳有所得、免于匮乏,他们自然会留下,把城市的烟火气带回来。


参考资料:

《摆摊的代价》,燕之敖

《新加坡“小贩文化”》,《环球》杂志

《小贩文化申遗意义非凡》,联合早报

《香港特区政府与亚欧美一些国家政府对小贩的管理》,新法家

《生存权与城市管理权之争——以商贩与城管为例》,姜金凤,行政与法,2011年12期

《马化腾、雷军、柳传志等大咖从摆摊个体户到创业成功发家史》,火星试验室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张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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