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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后厂村，不是南山软件园，这里是青春流动的五角场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1年03月12日 11:36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品玩”（ID:pinwancool），作者：陈柯芯，36氪经授权发布。

以上海市杨浦区的大学路和智星路交汇点为中心，画个半径2公里的圆圈，对于第一次来到这片区域的人来说，最直接的感官体验都是“年轻”。

这里属于上海的五角场区域。大学路往西南边有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在这条小路上的116家店铺不少都是年轻人出没的网红店。一份公开的市场调研曾显示，五角场商圈的人群分布里，高达35%为20-25岁年龄的年轻人。

但除了这些最直接的观感，五角场的另一个日益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互联网的重要的产业聚集地。

与这两年备受讨论的北京后厂村、因阿里巴巴而闻名的杭州未来科技城，以及腾讯作为头牌的深圳南山科兴科学园等“中国硅谷”相比，五角场受到的关注并不多。但事实上，在上述这个不大的“圆圈”里，就聚集着当今中国互联网多个炙手可热的年轻公司——市值已超471亿美元的B站；因前不久Clubhouse走红才被大家认知的音频技术公司声网；受年轻用户热捧的社交网络即刻，以及一众科技创业公司。而这个“圆圈”还只是大五角场区域的一角。

在聚光灯之外，在上海这个曾经被称为“互联网失落地”的土壤里，五角场其实正在生长成一种与其他知名互联网人才聚集地完全不同的样子。

后厂村的反面

晚上9点一过，王灵灵下班了，在一楼刷门禁卡时，她习惯性向左轻轻偏头，这个角度望过去正好能看到蓝底背景墙上的白色大字“晚上好！您辛苦了～”，旁边是一串数字“23333”，以及一行夹杂着颜文字的“bilibili干杯=( ゜- ゜)つロ干杯~”。

这里是上海市杨浦区政立路499号，也是哔哩哔哩（下称B站）的总部大楼。一楼大堂里，摆放着许多半人高的动漫人物形象，王灵灵穿过它们，出门转个弯走进了大学路。

回家路上，她通常会拉上同事找家小店去吃个宵夜或者甜品，互联网工作不轻松，有时候遇上加班，往往会超过十点，但“灯火辉煌的大学路”会给她慰藉——两边的店很热闹，也有很多人，“繁华、都市又小资”，王灵灵如此形容道，而这种充满着烟火气的街景帮助她保持“愉悦的上下班心情”。

2021年是王灵灵在五角场工作和生活的第三个年头了，她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节奏，早上睡到自然醒，躺着刷会儿手机，十点多溜达着去上班，很多同事把宠物猫狗带到公司里来，有时候开着会，小家伙就从门缝儿里溜进来，瞪圆了水灵灵的眼睛望着大家。王灵灵毕业于上海一所顶级的理工科院校，大多数大学同学都进了国企和金融业，抱着宠物开会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事情。

张云有时候下班后也会走一走大学路，并会想起北京的后厂村。去年她从北京的一家大厂来到了上海的一家创业公司。她觉得，五角场就像是后厂村的反面。

北京的互联网圈子里待久了，张云深知后厂村就是整个北京互联网从业者生活状态的最佳缩影：焦虑，拥堵，不便，且自成一体与外界隔离——后厂村的大公司们纷纷建起的总部大楼和园区，让员工似乎不再需要出公司就能完成所有生活需求。而这也让整个后厂村显得没有生活气息。

前不久网易大楼内出现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张云看到有朋友在朋友圈里吐槽，“好在后厂村从没给这么多年轻人设置过什么能聚集吃喝的商区，各家年轻人连相互走动都没可能，更不怕有什么超级传播了。”这让她哭笑不得。

她记得自己有一次周末加班结束，在后厂村跟朋友“难得地”在白天逛了一下。从腾讯总部大楼，到中关村软件园，一路向东北走。她记得，当时看着路两边好多高科技企业的园区，但就是感觉“后厂村”的“厂”和“村”两个字一直缠绕着她的脑袋。这些多少决定了她后来的跳槽，离开后厂村是主要诉求。

在大学路上走的时候，张云觉得这里确实不太一样。大学路上有一块醒目的垂直琴键墙板，过往的行人三三两两地留驻在前，用手触碰就能发出叮叮咚咚的钢琴声，这条路上还有许多墙绘，其中最大一面墙有46米高，被意大利墙绘艺术家画上了两名儿童在荷花间嬉戏玩耍的景象。

她觉得这里烟火味更浓，整个氛围也跟着真的变年轻了。她喜欢逛书店，“当时我试着搜了搜后厂村，阿里西溪园区，和五角场，附近哪里书店多。”

“结果自然是五角场最多，其他几个地方，基本可以算没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没有一个看书的书店可以去。”

事实上，书店上的差异，以及五角场整个的年轻氛围，背后很重要的影响因素都是因为这里聚集着几所大学高校。

高校与科技产业的关系向来密切，最著名的科技公司聚集地硅谷，很大程度得益于斯坦福和伯克利两所高校提供的人才资源。五角场与此类似，但又不同。因为这里的几所主要高校，并不是计算机学科见长，反而在文艺气息上更浓厚。这些学校的气质扩散到整个五角场，和五角场的公司。无论是B站，即刻还是声网，身上都充满一种文艺感和年轻的活力。

在五角场工作的年轻人里，很多也从五角场的几所学校毕业。对于他们来说，五角场的变化，和这里的科技公司的成长似乎是同步发生的。

很多年前的五角场，基础设施很糟糕。千禧年之初，kyth考入复旦大学本科，在他的记忆里，五角场是一片充满了破败民居的“旧城”，直到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的契机，周围才新修了路，还架起了高架，又过了五年，地铁十号线开通了，把位于东北一隅的五角场与市中心的徐家汇、淮海路、新天地连通起来。

“这是上海很优雅的一条地铁”，kyth笑着说，从复旦毕业后，他坐着这趟地铁离开五角场，到新天地的四大工作。

2015年正逢“双创热”，原来破败的民居开始重新装修和改造，租给刚起步的创业公司。kyth在当年加入了刚创办的即刻，最初的办公室是一个二楼转角处的loft，隔壁是一家足道养生馆，他在这里成为即刻的前20号员工。

“以前我在四大工作的时候，无论在公司或者见客户，都需要穿西装打领带，但我现在穿运动鞋上班也没人care，非常舒服，五角场的氛围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如今他已经是在即刻工作了六年的老员工，即刻也从当年的十几个人，扩张到近百人，办公室搬了两次，后来即刻搬到了不到五百米远的办公楼里。

2018年，杨浦区也对即刻楼下的大学路周边进行改造，引入了众创街区的概念。即通过政府引导，设计主导，企业协同，大众参与来营造众创、众筹、众管的模式。公司里轻松文艺的氛围也传到了街区里，即刻楼下的小集市不停有针对年轻人的活动进行。

改造后的大学路“焕然一新”。这里的行道树被鹅黄色灯光包裹得闪闪发亮，路边的门脸儿透出五彩斑斓灯光，行人不急不缓地走着，四目相对时，彼此都昂着年轻的脸庞，一切都充满着朝气和活力。

是否要留下？

钟山从北京的学校毕业，觉得待腻了北京，毕业后入职了五角场的一家企业。但来了后，他发现自己这样的流动在这似乎是一种“逆流”，身边的流向更多是外流。“因为上海的互联网岗位我感觉很多都比较软，更丰富的岗位机会还是在北京或者其他地方。”

他对五角场的第一印象来自长辈，而且并不太好。他记得在入职前回家休息时，有宁波来的亲戚问起新公司在哪里，当听到五角场的名字时，这名长辈说，那以前可是上海人都不愿去的下只角。“听那语气好像突然我去的就不是上海了。”

事实上，历史上的五角场的确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受待见”。根据公开资料，五角场位于黄浦江支流的冲击平原，方圆16平方公里，因1920年代到1930年代期间修成的五条马路呈五角放射状而得名。由于远离上海繁华的中心，偏居东北一隅，一直被本地人认为是荒凉的“下只角”。

现在的五角场当然早已经不是这种形象，但它依然事实上与繁华的浦东或者徐家汇等商务中心有着某种距离感。很多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人，依然把去这些商务中心形容为进城。

这种距离感首先会对创业者产生影响。

去年，念完耶鲁大学MBA回国的歪歪准备创业，做泛运动场景的潮流运动女装。在选择办公地点时，她注意到五角场独特的商业氛围：大街上的潮玩店、网红店、甜品店层出不穷，有桌游店、自习室、私人影院等满足更细分人群的喜好，办公区里，有着许多MCN、文创、新媒体等新经济初创公司，“创业基础建设和配套资源都很好，适合0到1的初创公司成长”，加上性价比高的共享办公场所和便利的交通，歪歪决定把这里作为公司的起始点。

但很快她发现，真正谈事儿的时候往往还是要去市中心，要“进城”——“生活在市区的朋友很少来五角场，还有一个原因是有些好吃的餐馆还没有开到五角场来”。

这种距离感，以及辖区里仍然年轻的公司构成，也会满足不了一些有着大厂梦的年轻人。尤其在一个人人谈论“内卷”、竞争激烈的时代，大厂环境糟糕，却能带来快速的物质和职级的提升。

不像王灵灵或者李盛辉，钟山对五角场的热爱似乎没有“刻在骨子里”。待了一段时间，他觉得，这里的青春气息浓厚，但有时候似乎有些过于安逸。他有一个同济大学毕业的朋友，后来读研去了美国，然后留在硅谷进入谷歌工作。去年回国，几个留在五角场工作的朋友带他又回到这里吃饭聚会，也去了各自的公司参观。朋友感慨五角场的变化之余，说的一句话让钟山后来一直回味。

“现在这里的氛围有点像硅谷的那些大公司啊。你们看起来都挺自由，也不用太996。”朋友说。“但你们这些又都不算是大公司。”

他好几天都在想朋友说的后半句话，觉得自己最终还是要离开五角场的：“这里有点世外桃源，小而美”。他有时候看着那些在其他城市加班的同学们，自己开始纠结，担心是不是要被甩下了。

“我看到去了大厂的同学，就感觉自己好像还没毕业，还在学校。人们好像都在妖魔化互联网加班，但我看着朋友聊起生活。觉得他们并没有生活匮乏，其实越来越多的人是有自己的想法，都是在为了自己的目标。”他开始有点想离开。

“看着附近经常出现的市集，感觉这些同龄人真的生活优渥。”对于来自北方三线小城的他，似乎已经不习惯低强度的竞争，也似乎享福前，必须先吃苦。

到最后，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一种取舍。

歪歪还是在五角场扎根了，因为她的设想中，运动女装的使用场景是在玩滑板、跳街舞、蹦迪或者去live house的时候。看到江湾体育场门口玩滑板的年轻人时，歪歪觉得这种生机勃勃的样子跟品牌想表达的东西很契合，去找他们拍片做素材，做街头调研时，一抓一大把的互联网年轻从业者，很快就能收获大量目标用户的产品需求。

“就是小而美，这就是五角场这里最大的特点。”钟山说。“其他见仁见智。”

独角兽乐园

不过，这种小而美的格局其实在近几年也快速发生着改变。

五角场区域属于杨浦区，这里的演变在上海整个科技行业发展历史里都很有代表性。

起初，与整个上海的思路类似，杨浦区重点在吸引外资公司进驻，五角场有许多外资科技公司的中国分部，VMWare、EMC、Oracle、IBM和Splunk等，都在此办公。这些公司贡献的税收足够可观，因此很长时间里，政策上并没有对本土科创公司特别重视。

但随着近几年全国的互联网创新热潮，五角场的人才资源让这里迅速长出了许多创业公司，其中不乏多家快速完成上市的明星公司。虽然“小而美”，但成长速度惊人。而与此同时，杨浦区的政策也开始跟了上来。

首先发生改变的是科技公司和政府之间的相处模式。“以前，创业开公司的，和政府打交道可能就是要交罚单了。”一名上海某科技公司的高层表示，它曾长期供职于一家位于杨浦区的上市公司。“但最近几年，沟通明显增加，而且很多时候甚至是政府主动来询问企业有什么需求。杨浦区还设立了投资促进办公室。他们经常主动来我们公司调研和沟通，这种实权部门的沟通，能给我们解决一些需求。”

他有一次甚至还被政府相关部门邀请，去参加他们内部述职会，给出评价和建议。“这在以前可不敢想。”

同时，扶持政策也相继出炉。而且非常务实。

“以往的许多政策扶持，都是给到创始人，但其实这些人并不是最需要这些补贴和优待的。”他表示。“所以，杨浦区很多扶持开始针对腰部的从业者，稳住这些中层，让他们能有更好的福利，对整个科创发展更有效果。”相关的福利包括为企业的中层提供落户优待，提供精装的租房，但房租只需市场价的七折。

在上海互联网行业浸淫多年，他观察到整体趋势的变化：科创的聚集从最初的北张江，南漕河泾，演化到现在和未来的杨浦加徐汇滨江。而政策上的灵活，让这种转变更机动。“事实上，许多优惠政策依然给的是张江，但在实际上，满足条件的企业和园区，并不需要物理位置一定在张江。”

“这种制度框架内的变通，很有上海的特点。”他说。

“这些都是为一件事，就是营商环境。”他认为，这几年科创企业看起来集中成长，其实是有背后的逻辑的。首先，五角场“有人”，这里的高校不断输送着有活力的年轻人才；其次，这里不像其他更核心区域，房租等生活成本并不那么高，并且适配年轻人；而且，这里并不缺科技基因，在过往“总部经济”思路下，五角场聚集了像IBM和Oracle等外企的中国分部，事实上已经积累了一批高层的科创人才。而这一切在营商环境完善和创业成本下降后，优势就快速显现。

加速这一进程的，是杨浦区对北外滩的“复活”——北外滩以往是老工业区，如今许多厂房进行改造，开始为科创企业“腾地”。

2020年8月，据界面新闻报道，上海市杨浦区区长薛侃表示杨浦区有8000多家科技型企业，700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在线新经济企业561家，2019年实现营收近700亿元，占高新技术企业营收比重近70%。

他还表示，杨浦将在滨江岸线上打造一个千亿级产值的在线新经济产业生态园，努力使其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在线新经济发展的示范区。

而在2020年9月，杨浦区就官宣了这个产业园区的一个重磅签约——美团上海总部将落地在此。“这其实并不容易。”上述高管说。美团在上海的业务，以被收购的大众点评为基础展开，目前的总部并不在杨浦区。而这一次相当于实现了跨区的搬迁，这并不多见。“这背后需要政策智慧和灵活的执行。”该人士说。

而2021年1月，根据公开信息，B站通过关联公司以81亿人民币价格拍得了杨浦区东外滩近13万平方米的地块，建筑面积为36万平方米。这将是B站未来的新总部所在。

知情人士对品玩透露，这个地块正属于杨浦区规划的千亿产值生态园，美团和B站未来将是邻居。而且，这个产业园有一个非常上海特色的名字：“独角兽乐园”。

独角兽乐园就像是五角场的升级版，预示着它不会永远只是个“小而美”的存在。

“我觉得中国的科创特质确实是有南北派的区分的。”该资深人士表示。而五角场和未来的独角兽乐园就是这种南派的集中呈现。它提供了中国互联网产业聚集地的生活和工作模式的另一种样貌，充满野心的年轻人最终会慢慢重新审视这里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