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专业知识投资教父大卫·史文森病逝，他开创的耶鲁模式却将永流传

投资教父大卫·史文森病逝，他开创的耶鲁模式却将永流传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1年05月07日 09:11

文 | 吴睿睿

编辑 | 刘旌

投资机构的教父级人物、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大卫·史文森，于5日因癌症去世，享年67岁。耶鲁大学在发布的消息称，直到本周一（3日），史文森还与朋友讲授了本学期的最后一堂投资分析课。

尽管在普遍意义上，史文森的公众知名度或许不及巴菲特，但在机构投资圈，他是与巴菲特比肩的人物——摩根士丹利前董事长巴顿·比格斯曾经将他们二人誉为“世界上唯二真正伟大的投资者”。

史文森最为人所熟知的功绩是他开创的“耶鲁模式”。毕业后他分别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和雷曼兄弟公司工作3年，在其后长达35年的耶鲁捐赠基金生涯中，作为掌舵人的他将这支校产基金的管理规模从10亿扩张至312亿美元，并使其运营策略成为全球范围内机构的“人间正典”。

所谓耶鲁模式，有两个核心点。其一是重视资产配置，进行多元化投资，同时在变化的投资环境中调整各类资产的配比。在史文森接受耶鲁捐赠基金的80年代中期，大学捐赠基金风行的投资方式是五成用于投资股票和债券，耶鲁这一比例则达到四分之三。史文森经过数年研究，将这四分之三分散到购买公司股权、基金和地产、石油等、汽油等硬资产。他认为，过于集中于现金和债券有很强的波动性，只会带来低于市场平均值的回报。

多元化投资的前提下，耶鲁模式强调严格的再平衡策略，每年都会根据市场情况设置资产配置目标，以避免择时操作，降低风险。史文森在《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中写道：“从本质上说，市场择时是对长期投资目标的否定，投资者的代价过于高昂，且要承担与目标不符而造成的损失。”

耶鲁模式的另一重点是“用时间换回报”，大比例超配能够穿越周期的资产，比如私募股权，以流动性换取超额溢价。值得一提的是，史文森开创了大学捐赠基金重注VC、PE等私募股权投资工具的先河。上述年报显示，该基金2021财年配置目标继续加大VC、PE比例，VC从18%提升至23.5%，PE从15%提升至17.5%，总占比为41%，这个数字大大超过美国大学捐赠基金的平均水平。

该基金2020年报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年度扣除费用后的年投资收益率为6.8%，20年期年化收益率为9.9%，这个数字超过了同期美国股票、债券和大学基金的平均表现。

耶鲁模式几乎重塑了当代美国大学捐赠基金。据媒体的不完全统计，如今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捐赠基金负责人，均为史文森的前员工。这些基金已成为国内VC、PE募资时的首选，某种程度上，史文森对VC、PE的偏重惠及国内创投业的发展。

史文森最被中国投资者所知的，是他身为高瓴创始人张磊的“老师”。这是一段张磊时常提及的故事：在就读耶鲁期间，一度经历过面试失败的他，意外得到了耶鲁投资办公室的实习生工作，就此成为史文森的学生。史文森曾评价张磊称：“大家会说百里挑一，这不是张磊，张磊是百万里挑一的人才。”投资高瓴不久后，2008年金融风暴来临，耶鲁放入的资金跌幅达44%，但史文森没有退出，而是继续加注，最终成就了一笔高回报的投资。
毫无疑问，张磊后来践行的投资哲学极大程度源于史文森的言传身教。张磊在《价值》中曾写道：“在耶鲁大学的求学和工作经历，让我看到了常青基金（Evergreen Fund）的实践指南。至此，我开始思考如何建立一家真正践行长期投资理念、穿越周期、不唯阶段、创造价值的投资机构。建立一家这样的投资机构，成了我的夙愿。”

史文森生平著有《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和《不落俗套的成功》两本书，前者正是张磊在2002年翻译、引入中国。后者在翻译’fiduciary’和‘endowment时，使用的“信托”和“承兑”两种说法，被国内金融市场沿用至今。

5月7日深夜，张磊连夜撰文，怀念史文森。他在这篇名为《传奇永不落幕 —— 纪念大卫·史文森》的文章中回忆其他与老师的最近一次见面：在新冠大流行使世界陷入停滞的几个月前的纽黑文，正在接受癌症治疗新疗程的史文森带他走进斯特林纪念图书馆，还给他的孩子看他最喜欢的雕像。

“暮春可能是最残忍的季节。”张磊悲伤地写道。

以下为张磊悼文：

暮春可能是最残忍的季节。我收到大卫·史文森先生去世的消息时，心中的悲痛难以自已。尽管我知道，这位全球机构投资界的传奇先驱已经与癌症斗争了九年，但一时间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噩耗。

我很难用言语表达大卫对我以及身边朋友的巨大影响，打开电脑却迟迟难以成文。他是引领我进入投资界的第一位导师，他教会我什么是受托人责任，什么是长期价值投资，如何创造一个有灵魂的组织……他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良师益友。

第一次遇到大卫时，我还是个学生，正在为没有钱支付第二年的学费而拼命找工作。就像很多焦虑而迷茫的年轻人一样，我投出了无数的简历，最终都石沉大海，我经历了无数的面试，最后都没了回音。当我一次次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学校时，完全没有想到，机会竟然就在我出发的地方等我。

在耶鲁投资办公室的面试室，大卫给了我一个机会——无论在什么时候看来，都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机会——跟着他实习。而在此之前，我从未真正接触过投资。后来，我曾问过大卫，为什么会接受一个对很多问题都回答“I don’t know”的小白？他回答我，很多时候，坦诚都是最为重要的品质。

我从大卫那里接受的第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把他的著作《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翻译成中文。大卫的词汇量很广，机构投资又有很高的专业门槛，所以，可想而知这个项目对我的挑战有多大。我第一次在书中遇到了一个概念——fiduciary，当时的翻译多不准确，我只能尽最大努力拼凑恰当的词来表达，最后将之翻译成“受托人”。后来，我才明白，这个词所代表的行业原则指导了大卫一生中的许多重要决定。这些年来，大卫成为了一个典范，证明了作为一个受托人意味着什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并使你的利益与信任你的投资人、你的合作伙伴保持一致。大卫还有句话，“管理好风险，收益自然就有了”。后来，“风险管理”和“受托人责任”也刻进了高瓴的DNA。

大卫是这个星球上最卓越的投资领袖之一，但对同事来说，他首先是一位朋友。他有一间办公室，但几乎不用，因为他更喜欢和所有的同事一起坐在开放的交易大厅里，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时随地发言，顺畅地与他沟通，甚至激烈地讨论。在办公室外、在壁球比赛间隙、在观看足球赛时，以及在夏季垒球比赛的休息时间，他都在与我们一起讨论问题。

在我那段宝贵的实习期内，大卫一定回答了我提出的数百个关于投资的基本问题。

大卫花费了大量精力在教书育人上，这种对自己时间的慷慨不仅使我受益良多，也使我们的同事和众多寻求他建议的学生受益匪浅。大卫的午餐时间经常交给学生，帮助他们思考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过什么样的生活。也许对大卫来说，没有什么比“投资于人”更能代表长期价值投资了。他孜孜不倦地帮助身边许多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引导他们走向一条为社会创造价值的道路。

中国人常讲，扶上马，送一程。几年后，在我创业开始阶段，大卫给了我最关键的支持。创立高瓴时，我刚刚32岁，从未管理过投资基金。我当时的几个合伙人也都没有做过投资。我们这群“乌合之众”唯一的共同点是，无限的求知欲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和向往。我曾经问过大卫，为什么他要投资高瓴，因为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机构会冒这个险。他说，当你和合适的人一起工作时，一定会有好事发生。今天，最初的几位合伙人和我一路风雨兼程，而在高瓴，这已经成为一句口头禅，“找到靠谱的人，一起做有意思的事”。我认为，这也许是大卫带给我的，关于投资最重要的一课。
从投资于身边的人，再到通过支持教育帮助更多的年轻人，让投资家大卫受到更广泛爱戴和尊敬。大卫非常自豪，他和同事所做的工作能够支持大学的前沿研究，培养最优秀的人才，并帮助他们跳出物质条件的束缚去追求更大梦想。大卫总是散发出一种使命感，给了我们这些与他共事的人一种难以言说的积极能量。他的团队中有许多人与他共事了几十年，也有许多同事后来到其他大学继续他们最初从事的事业。大卫常说，使命感驱动型公司才是“有灵魂的组织”。经过多年的创业打拼，我越来越认同大卫的观点，并且发现这样的公司，也通常是最具创新性和凝聚力的组织，并且有更高的机会穿越周期走的更远。我很感激从大卫这里学习到这样的理念，并在高瓴的创业历程中一直坚持将教育和人才作为“永远不需要退出的投资”。

四年前，在大卫的感召和鼓励下，我与同仁们发起创办了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大卫欣然应允担任研究院的名誉理事长。在研究院首届价值投资研习班开放日活动上，大卫发表了著名的致辞，用精炼地语言勾勒出一位杰出投资者所需的特质和素养——好奇心驱动的求知欲(Intellectual Curiosity)；极致聪慧(Raw Intelligence)；自信心(Self-Confidence)；谦逊(Humility)；敬业(Work Ethics)；判断力(Judgment)；充满激情(Passion)。实际上，研究院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大卫这些乐于助人的导师，集结热爱学习、相信价值投资的专业人士，共同学习进步，让更优质的投资人成为中国投资领域的中坚力量。

在新冠大流行使世界陷入停滞的几个月前，我在纽黑文见过一次大卫。当时，大卫正在接受癌症治疗的新疗程，这导致他的腿和脚肿胀。我想他走路一定很痛。尽管如此，大卫还是坚持要陪我和孩子在校园散步；他说，阳光和新鲜空气对他有好处。大卫陪了我们近两个小时，在纵横交错的老校园里，大卫带我们走进斯特林纪念图书馆，给我的孩子看他最喜欢的雕像。”你看！”他兴高采烈地指着一个小雕像：那是一个小学生俯身在一本书上，而建筑师詹姆斯·甘布尔·罗杰斯在雕像上刻了“U.R.A.JOKE”的字样。孩子笑了，大卫也跟着笑了起来，并发出了他标志性的爽朗笑声。

正是这样豁达乐观的心态，让他在长达九年与病魔缠斗的时间里保持了决心和信念；正是这样对事业充满激情的热爱，支撑着他在人生最后时刻还在为学生上课，耐心回答他们的问题；正是这样乐于分享和成就他人，才能激励教育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我回忆里的大卫，永远如最初那天见他的样子，在阳光下，在自己深爱的大学走廊上，与年轻人一起开怀大笑。

传奇永不落幕，我将永远感激与怀念这位导师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