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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加宁：中国当下，解决短期问题要靠长期主义｜第五届金汇奖年度盛典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2年08月30日 12:01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产经系学术主任魏加宁

2022年8月25日－26日，在由金汇奖组委会、钛媒体联合主办，环球数码承办的第五届金汇奖年度盛典暨中国私募基金峰会上，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产经系学术主任、博导魏加宁发表了主题演讲《中国当下，解决宏观问题要靠微观改革解决短期问题要靠长期主义》，重点提到中国经济要防止“僵尸化”的倾向、如何防止当前的“滞胀”风险、以及政府、市场与社会如何促进创新。

魏加宁提到，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呈放缓态势。就当前形势而言，中国经济要防止“僵尸化”的倾向。

具体来看，主要分为四个方面。第一，要防止市场的僵尸化；第二，要防止“企业的僵尸化”；第三，要防止“银行的僵尸化”；第四，要防止“央行的僵尸化”。

魏加宁认为，在面临这样的形势下，宏观政策的选择面临很大的风险。从增长方面看，经济增长在6%以下；从物价方面，PPI早已经超过10%以上，CPI还没有上去。目前“滞胀”的风险越来越大，值得高度警惕。

如何规避“滞胀”的风险？魏加宁指出，中国当下，解决宏观问题需要靠微观改革，解决短期问题需要靠长期主义。

让创新者、让民营企业拥有长期主义，魏加宁给出四点建议：首先，在国际环境方面不能够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其次，国内政治环境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再次，形势判断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最后，政策环境上也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

魏加宁认为至少在五方面努力，才能让企业家能够敢投资、敢创新。

一是在法律上，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进《宪法》。二是在制度上，要确立竞争中性原则。三是在舆论上，一个“市场友好型政府”，一定要善待资本，善待人才，善待创新。四是在理论上，需要理论创新。在理论上我们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五是在思想上，需要思想再解放。只有进行新的思想解放，才能够进行理论创新，实现创新型增长。

涉及当前的经济形势，魏加宁强调，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新的一轮思想解放，我们就能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实现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创新型增长。

以下为魏加宁演讲实录，经钛媒体编辑整理：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当下，解决宏观问题要靠微观改革，解决短期问题要靠长期主义》。

正如我今年1月在新供给论坛演讲时所担心的那样：中国经济未来会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4月份的数据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清醒看到，无论是工业增加值也好，还是工业产品也好，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也好，还是消费零售品总额也好，增长速度都是呈放缓态势。

在这种形势之下，5月份，国务院紧急召开了10万人大会进行部署来“稳大盘”。10万人大会上，李克强总理亲自主持，部署了“一揽子稳经济计划”，包括6个方面33项措施。有人把这次“稳大盘”的计划称之为“12万亿的救市计划”——各项措施加起来大概有12万亿的规模。会上明确提出，要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

就当前形势而言，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要防止“僵尸化”的倾向。第一，要防止市场的僵尸化。

所谓“市场的僵尸化”，一方面是国际市场，过去这两年经济增长很大程度靠的是出口。但是这个出口需求是因为国外的疫情失控，中国的疫情相对得到控制，所以这个出口需求是转移过来的。国外疫情得到控制之后，这个出口需求是会转移回去的。

另一方面，国内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是防疫的层层加码，包括一些市场被团购取代，计划化、分割化，甚至常态化。再有收入水平，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导致收入水平下降，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导致市场萎缩。过去我们是努力提高产业结构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现在这两年大家都去做核酸了。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

再次，缺乏创新的动力，过去高速增长依靠的“三大红利”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了，资本红利消失了，技术红利消失了。所以，未来中国没有创新就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扩大市场。当务之急是要防止“市场的僵尸化”。

第二，要防止“企业的僵尸化”。所谓“企业的僵尸化”，一些企业它现在的利润不是来自于自身创造的价值，而是来自于从其他领域转移过来的。再有，这两年更突出的是，由于国有企业大都是在上游，上游依靠垄断、依靠资源类商品的涨价带来丰厚的利润。这样会压迫下游的民营中小企业。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出现的问题是亏损一批，然后暴雷、跑路、破产一批。另外一些民营企业则干脆“躺平”了。因为舆论环境、政策环境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对民营企业缺少足够的正向激励，于是出现了企业“惜借”现象，企业借款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以前是“贷款难”，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出现了不愿意借贷——“惜借”的现象。

第三，要防止“银行的僵尸化”。一方面，为了防范风险，大型国有银行的放贷意愿在下降。另一方面，中小银行由于不良资产的困扰，也出现了放贷能力降低的现象。所以导致了银行“惜贷”现象。

第四，要防止“央行的僵尸化”，也就是货币政策失灵。由于前面讲的，一方面企业出现了“惜借”，另一方面银行出现了“惜贷”，所以导致货币政策失灵。所以我们特别注意防止“中央银行的僵尸化”倾向。

在面临这样的形势下，宏观政策的选择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首先看财政政策。按理说，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但是财政往哪投，学术界是有争论的。一种观点认为，投资项目不如投消费，因为乘数效应不同：消费的乘数效应要远远高于投资的乘数效应。据测算，消费的乘数效应是2.48，而投资的乘数效应只有1.64。还有观点认为，投消费不如投社保——因为不同的收入阶层，它的乘数效应是不同的：据测算，高收入阶层的乘数效应只有2.6，中等收入阶层的乘数效应是3.8，而低收入阶层的乘数效应是5.0。所以说，投消费不如投社保，把社会最底层的人给它兜住，这是政府的职能所在，它的乘数效应也会相对较高。

其次看监管政策，我们的监管政策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国监管体制存在的最大毛病就是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不对市场负责,于是就会出现监管滞后和“一刀切”的现象。监管政策在从紧，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就只能放松，否则就会出现“同步震荡”。但是，货币政策放松，由于银行“惜贷”，企业“惜借”，这个资金很可能到不了实体经济，反而会推高物价，最后导致“滞胀”。

我们曾经对滞胀问题做过一些研究，70年代以前，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滞胀”是不可能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发生，因为存在着“菲利普斯曲线”。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就出现了“滞胀”，一边是经济停滞，一边是通货膨胀，出现“滞胀”最大的问题就是宏观调控将无从下手。如果想紧缩银根，经济增长已经在往下掉了；如果想放松银根，物价已经很高了，所以一旦出现“滞胀”，宏观调控将无从下手，将会处于两难境地。

我们也做了一些回顾性研究，我们看到，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是怎么走出滞胀的——主要是依靠紧货币、减财税、松管制、民营化、促创新、法治化。

关于“滞胀”，厉以宁老师曾经讲过：如果增长速度在6%以下，通货膨胀在3%以上，就应当算做是“中国式滞胀”。现在，从增长方面来看，经济增长已经在6%以下了；从物价方面，PPI早已经超过10%以上了，CPI虽然目前还没有上去，但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如果CPI也上去的话那就是“滞胀”。第二种可能，CPI实际上已经上去了，但是统计不显示——被猪肉价格拉下来了。第三种可能，如果上游价格上去了，下游价格上不去的话，那么相当一批企业就有可能被活活憋死，所以“滞胀”的风险现在越来越大，值得高度警惕。

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何防止当前的“滞胀”风险，或者规避“滞胀”的风险？我认为，中国当下，解决宏观问题需要靠微观改革，解决短期问题需要靠长期主义。

首先，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财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哪？我个人认为，应当放在鼓力创新上，为创新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而投资尽量让民营企业去干，因为民营企业讲效率、讲效益，而且有利于创新。民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目前我们国家创新投入中，民营企业已经超过50%，而创新的产出（专利方面）中，民营企业已经超过了70%。

阿吉翁曾经讲“创新是基础，创新是增长的基础”。尤其在中国当下，前面讲了，在“人口红利”消失，“资本红利”消失，“技术红利”消失的背景下，未来中国，没有创新就没有经济增长。

要想创新，就要让创新者拥有长期主义，要让企业家拥有长期主义，要让企业家避免“躺平”和“润”。

那么在创新方面，政府与市场，到底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根据阿吉翁的分析，实际上创新有一个“三角架构”，市场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给创新提供激励，提供竞争框架，通过横向的公平竞争和纵向的重复博弈，提供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呢？首先是提供产权保护；再有一个就是要确保合同的执行；然后是竞争政策，当市场出现了不公平竞争的时候，要通过竞争政策来加以纠正，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而产业政策是鼓励绿色创新，鼓励基础研究，培育人力资本。阿吉翁认为政府也要适当地充当“投资人”角色，因为有一些创新具有外部性，初期的固定成本非常巨大，而且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中小民间企业很难进行大规模的融资和试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出面，但是必须独立决策，市场化运作。再有，政府还要充当“保险人”，就是要为因为创新而遭受损失的弱势群体提供支撑，要为创新失败者提供支持，提供社会安全网，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职业培训等。

除了市场和政府以外，民间社会也很重要。民间社会的作用，一个是监督宪法的实施，再有就是要防止官商勾结，防止在位企业和政府官员的共谋，从而阻碍新技术和新企业的进入。另外还要确保市场运行，使市场运行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高的道德标准。

最后，我想重点讲一下如何让创新者、让民营企业拥有长期主义？

要让民营企业、创新者拥有长期主义的话，就不能让他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首先，在国际环境方面不能够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其次，国内政治环境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再次，形势判断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最后，政策环境上也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

如何让企业家能够敢投资、敢创新？我想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做出巨大努力。

最近，张维迎老师出了一本新书叫《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他把企业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套利型，一类是创新型。过去，我们主要依靠套利型企业家；今后，需要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家。

过去40年，我们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危机，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

2018年习总书记两次讲，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广东，两次讲要“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新的一轮思想解放，我们就能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实现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创新型增长。

我今天的演讲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