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中国：急弦繁音后的新常态

编者按：本文来自《财经》，作者俞燕，编辑 袁满，36氪经授权发布。

保险业在改革与开放、 发展与规范相互交织的主基调中， 走 过了一 条初创、停办、复业、扩容、 飞速 发展、 全面开放、政策松绑、滥权失速、 纠偏、回归的曲折发展之路。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保险业70年的历程，可能没有比“沧海桑田”更贴切的了。

中国金融史上，恐怕没有哪个行业，像保险业那样经历几起几落，遭遇停业长达20年，其专职监管部门则从无到有再到无。它最早最全面地对外开放市场，经受着来自市场和人性最直接的考验。

保险原为舶来品，引入中国时，有个好听的音译之名“燕梳”（即“insurance”）。这个看上去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令人对这个行业充满遐想却又总是看不透。

上海财经大学保险系教授谢志刚曾撰文回忆，一位来自银行的保险公司前辈称其刚进入保险公司时，觉得保险公司的经营并不复杂。但干了20多年后发现，保险经营非但不简单，而是非常复杂，深感“保险的水很深”。

保险业70年筚路蓝缕，在改革与开放、发展与规范相互交织的主基调中，走过了一条初创、停办、复业、扩容、飞速发展、全面开放、政策松绑、滥权失速、纠偏、回归的曲折发展之路。

在70年历程中，前40年的保险史几乎是一部人保发展史，彼时国内市场中仅有人保一家保险公司，其从无到有的历程便是新中国保险史的缩影。后30年则是市场主体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探索史。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阳光保险”）董事长张维功认为，中国的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也是重要的见证人，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长最迅速的一个群体，同时也是面临机遇时受益最多、面对挑战时遭遇困惑最多的一个群体。保险业也是如此。

如今，新中国保险业的第一代拓荒者的背影已远去，叱咤风云的改革者已迟暮，华发丛生的创一代正慢慢隐到幕后，接棒的70后80后渐成中坚，但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对企业和行业的未来发展犹存迷茫。张维功表示，中国保险市场已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原本预期中的中小险企以速度优势超越大型险企、以快打慢的道路，如今来看已经行不通了。

逢8有变，逢9必新。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宏大叙事之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行业，皆在重构中谋求破局。

“从外部打破是一种毁灭，从内部突破是一种升华”，张维功表示，对于企业和行业皆如此，“必须强迫自己走出舒适区，来适应当下以及未来的市场竞争的需要。”

一家独大，人保浮沉40年

几家大型险企已如“大象起舞”，规模效应、 风险应对能力和资源支持更具优势， 尤其 是几家大型险企已在明显重新起势。摄影/《财经》记者 俞燕

世人皆知北京西城区的金融街，却鲜少有人记得西交民巷才是北京最早的金融街。这里，亦是新中国保险业的原点。

70年前的10月1日，有一行人参加完开国大典，走过天安门广场，一直走到西交民巷108号，在楼前喜气洋洋地合影留念。19天后，这里将迎来一个永铭历史的时刻。

同日，香港中环的写字楼华人行（现为长实集团总部），亦汇集着喜气洋洋的人群：香港民安保险有限公司（即中国太平香港公司的前身）开张，创始人之一、时任总经理的沈日昌在办公室外面，挂起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庆祝新中国成立和公司开业，成为当时殖民气息浓厚的香江独特一景。

19天之后，1949年10月20日9时30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下称“老人保”）在西交民巷108号挂牌成立，宣告新中国第一家国有保险机构诞生。从申请拟设到正式挂牌，仅用了两个月时间。

作为新中国保险业发祥地的这座花园式小洋楼，原主人是有“金融奇才”之称的周作民，而他与保险业的渊源，则始于老人保开业20年前，在上海发起成立太平水火保险公司（中国太平集团的三大源头之一），并将其发展成为当时最大的华商保险公司。

老人保成立后，开始了国有主导的保险业历史，到1952年年初，曾作为中国保险市场主力的外资公司已基本退出，老人保由此开始了在国内一家独大的历史。

在中国现代金融史上，恐怕没有哪家金融机构像中国人保那样搬迁频繁。成立至今，其总部搬迁多达九次。这既是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亦是一部保险业变迁史，其间，人保的主管单位亦几经变更。

1954年，老人保从西交民巷迁到月坛北小街4号（现为月坛宾馆），第一次拥有了自建办公楼，并在这里见证了保险业的第一次巨变。

1958年10月，西安全国财贸工作会议提出，保险工作的作用已消失，除国外保险业务继续办理外，国内保险业务应即停办。

随后，老人保搬至其当时的主管单位财政部的办公地三里河南三巷1号院内。整个老人保缩减成为央行的一个科室，各地的分支机构几乎全都撤销。

停办时，老人保成立刚满十年，保费收入累计16.2亿元，其支付赔款共3.6亿元，积累了保险基金4亿元，上缴国家财政5亿元，发挥了保险业应有的作用。

正式停办的次年，老人保的主管单位再次划归央行，取消保险公司建制，国外业务由中国银行负责管理。失去公司载体的老人保，迁至彼时中国银行总行的所在地东交民巷34号，与其合署办公。

1962年，老人保重返西交民巷，此时距其离开已过去13年。重回故地，门牌号已变成了22号。老人保待过的九个总部办公地中，在西交民巷22号的历史最久，长达24年。因此在保险史上，西交民巷22号几乎成为老人保的代名词。

在这座小院里，老人保度过了漫长的停办岁月。1965年，老人保恢复公司建制，后来员工下放干校，仅余被老人保称为“十三太保”的13名“保险业务工作组”成员，负责国外保险业务的清理和收尾工作直至1971年，为这个行业站着最后一班岗。

也是在这座小院，保险业迎来复业的曙光。1978年1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拉开。两个月后（1979年2月5日）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作出“从1980年起，通过试点，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随后，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

在这场对保险业来说至关重要的会议召开九个月后，又迎来另一场重要会议：仅有130多人参加、开了整整八天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一个重要议题便是保险业复业。据陈恳的《迷失的盛宴》记载，时任老人保副总经理的宋国华发言时，引用了《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观点来论述保险的必要性。而最终促成保险业复业的直接动因则是为了“不影响财政支出”。

当时在台下聆听宋国华发言的，有一位名叫王宪章的中国银行大连分行保险科员工。在参加这次会议五年后，时年42岁的王宪章调入老人保辽宁省分公司，正式加盟保险业，日后成为执掌中国人寿的业界名将。

1980年元旦，老人保上海分公司开出保险复业后第一单，宣告保险业从此进入新纪元。次年，老人保的行政建制改为专业公司，恢复独立核算。

1983年7月，老人保升格为国务院直属局级企业，随后成立了董事会、监事会，成为其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项重大举措。此时已过而立之年的老人保，呈现出新面貌。

1984年1月1日，老人保改为副部级建制单位，其分支机构从央行脱离出来，由总公司垂直领导。28年后，人保再次成为副部级中管企业，“世事一场大梦”。

1986年，老人保再次离开西交民巷，迁至与中国银行联合建成的阜成门大街410号办公楼（现为东方资管公司物业）。西交民巷的一些留守部门和人员，直到2008年奥运会后才全部撤离。

此时，这条位于北京“心脏”地带的百年金融老街，早已盛况不再，湮没于历史尘埃。作为新中国保险业原点的西交民巷22号，亦在拆迁中灰飞烟灭，只留乎史料之中。

破冰、打开“魔盒”

老人保迁入的阜成门办公楼，后来成为北京金融街的北起点，而金融街的规划则要到七年之后才出现。

彼时，未来的金融街放眼望去还是一片逼仄的灰色胡同和平房，荒芜了20年的保险业，却已萌生新景。

老人保迁至新办公楼的当年7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即中华联合保险集团的前身）成立，开启了打破老人保一家独大的破冰之旅。10月，旗下曾拥有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交通银行，获批恢复经营原有的保险业务。

同样在这一年，时年30岁的马明哲在蛇口工业区招商局一次会议上提出“100年后我们重操旧业（指1875年的保险招商局）好不好”，开始着手草创平安保险。

1988年5月，国内首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成立，保险业初步形成了四司各据东南西北一角的市场格局，日后老人保、平安和太保被称为财险领域“老三家”，但是在当时，无论从体量还是市场影响力，平安和太保皆不足以与老人保比肩。

保险业变革的第一个重要节点发生在1992年。

1992年初的邓小平南方讲话，中共十四大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拉开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序幕。

保险业也在积聚着新的变化：同年，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成立，平安保险公司获批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从区域性保险公司升格为全国性公司。这些幼年期的市场主体，很快受到市场的洗礼。

1992年12月11日，友邦上海分公司开业。在当年的年报中，友邦保险的母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用一行黄色标题“AIG returns to its roots”，宣告重回其创始人、“远东冒险王”史带百年前的发家地上海滩。

友邦的到来，不仅打开了关闭整整40年的中国保险市场的大门，还把一种新型的保险营销制度——代理人制度引入中国，引路人是被业内称作“内地寿险营销第一人”的台湾人徐正广。在上海商城556室，他亲自培训的首批36名被称作“跑街先生/小姐”的保险代理人，或许想不到自己竟然从此影响了中国保险业的历史。

37岁的马明哲，在这一年受到两场暴风骤雨般的震撼：夏天首次拜访台湾时，国泰人寿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他暗中称奇。冬天则感受到来自上海市场的“友邦冲击波”的威力。这一切让他更加坚定了内心的一个念头：寿险市场大有可为。

中国平安资深副董事长孙建一近日接受《财经》记者等记者采访时回忆，当时以财险起家的平安之所以选择切入寿险业务，一是因为感觉寿险的发展规模将远超产险，而当时国内的寿险市场还是空白。二是在产险业务领域，平安对人保望尘莫及，“怎么能够超过它呢？”在当时的情况下，唯有在人保尚未开掘的寿险市场拥有先发优势，平安才能有其立足之地。

友邦引入的营销员制度，经由中国平安等公司快速复制并发扬光大，带来了寿险规模反超产险的格局，亦为日后中国保险业埋下积重难返的诸多弊端，被业内称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对此，孙建一亦坦言，该模式从引入之初就存弊端，但亦适合当时发展阶段的市场需求。未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或许可以用科技手段化解其部分痼疾。

当马明哲和同事们忙着研究友邦的“秘密武器”，王梓木、陈东升、关国亮等一批级别、履历不同的年轻官员，在“南方讲话”的启发下纷纷“下海”，殊途同归地先后进入保险业。

保险业白手起家的创一代们的雄关漫道，才刚刚启程。

改制、上市、嬗变

当创一代们忙着探索保险业的“入门”之道，“老三家”们则开启了改制之路。

199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金融业由此进入大整顿阶段。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之下，除了纯寿险业务的友邦保险外，其他几家公司都面临产、寿分业改制。

对于老人保来说，其改制不仅仅是产寿险分业，还有重新厘定其定位的问题。

最初为恢复国民经济和平衡财政收支而设的老人保，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被定义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着“第二财政”的作用。其获准复业，一个重要动因亦出自“不影响财政支出”的考虑。

1994年8月，中国农业银行原行长马永伟调任老人保董事长兼总经理后，提出老人保改革的“三分离”策略：产寿险分离、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分离、政企分离，改革目标则是将其改革成为“商业性保险公司”。

1996年，老人保改制成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即“中保集团”），下设中保财险、中保人寿和中保再保险公司三家专业子公司，这三家公司后来分别成为人保财险、中国人寿和中再集团的前身。

这只是改制的第一步。1998年7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商议两个议题，一是成立原保监会，二是撤销中保集团，将其三家子公司独立为一级法人公司。

据人保系统的人士回忆，彼时大家曾想以“中国财险”、“中国寿险”和“中国再保险”分别命名三家即将独立的公司。时任中保财险总经理孙希岳则提议，由中保财险继承老人保的名字，中保寿险则叫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在复业20年后（1998年10月），老人保迎来自己命运的又一个重要时刻：从其改制而来的中保集团被撤销建制，一分为四。由其根脉分出的三家公司从阜成门的楼里迁出另择新址，自成体系。远在香港的中国保险公司则承接老人保的海外业务，成为中国太平集团的前身。从此，老人保成为历史。

人保改制完成一个月后，专职保险业监管的原保监会成立，与老人保同处一地办公直至2005年4月。不需出楼，马永伟已完成了身份的转变：出任原保监会首任主席，由从业者变为监管者。

在原保监会成立初期，其成员除了来自财政部、原计委等部委和院校，还有一大批分流自老人保。

2001年，原保监会会同原计委、财政部、央行、证监会和三家国有保险公司，成立了保险业改革与发展调研小组，开始着手研究人保、国寿和中再三家“中字头”公司股改方案。次年，股改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

这已是人保历史上第三次改制。彼时，时任总经理的唐运祥认为，如果按老一套走下去，保险业没有前途，“非改不可”。

在铁腕人物唐运祥的带领下，人保于2003年7月完成股改，更名为人保控股公司，形成下设人保财险和人保资管的“一拖二”架构，成为当时第一家完成股改的国有保险公司。

随后，人保财险在2003年11月登陆香港，成为“保险第一股”，创下彼时金融国企海外上市的募资历史纪录。

比较有意思的是，改制时人保财险亦曾引入此前为平安“把脉”的麦肯锡。奈何在平安旗开得胜的麦肯锡，却在人保财险遭遇“滑铁卢”，其方案在人保系统内引起广泛质疑，不到三年便被全面叫停。因麦氏“药方”迅速成长的平安，则被业内戏称为麦肯锡在中国保险业乃至金融业唯一的成功案例。

原本已到退休年龄、却因担纲改制被特准延期退休的王宪章，则带领由老人保分拆而生的中国人寿走上了另外一条改制之路：将中国人寿改组为中国人寿集团，另设股份公司，并于当年12月将股份公司推上了美国和香港两地资本市场，成为首家两地同步上市的保险公司。

另一家由老人保分拆出来的中再保险公司，亦于同年改制，成为中再集团，相继筹建财再、寿再、大地保险、资管、保险报，加之华泰保险经纪公司，形成“一拖六”的架构。由彼时掌门人戴凤举确立的集团化、多元化、专业化、商业化的战略，使得中再集团度过了中国加入WTO后取消法定分保对其带来的巨大冲击。

三家国字头公司完成改制后，其各自的掌门人相继荣退，将接力棒交到中生代手中。

2007年，保险业迎来新一轮嬗变。

这一年年初，中国人寿原总裁吴焰调任人保控股总经理。5个月后，人保控股复名为人保集团，迎来历史上的第四次股改。这一次股改，剑指综合金融之路。

彼时，吴焰接受《中国保险报》专访时表示，“要让市场所有的参与者感受到中国人保的竞争压力，对中国人保的尊重，不再是对往日冠军的尊重，而是对中国人保市场竞争力的尊重。”

保险业掀起一场“人保旋风”，通过收购华闻系，人保揽得基金、信托等多张金融牌照。该收购案彼时被人保内部认为是“以小博大”的并购杰作。然而数年后，华闻案却将人保拖入旷日持久的纠纷之中，成为其上市的障碍，最终不得不仓促退出。十年后，当年收购华闻的主力之一、人保投控公司总裁刘虹则因华闻旧案涉贿而“落马”。

受制于内外诸多因素，中国人保的上市之路比其他同行曲折得多，直到2012年12月才在联交所实现整体上市，回A之路则延宕至2018年11月才最终实现。彼时，连其后辈、曾身陷关国亮案后沦为接管命运的新华保险亦早已顺利完成上市。

近年来，中国人保深陷董事长总裁内斗的漩涡之中，受到重创。在诸业内人士看来，中国人保已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时机。

2018年，老人保出身、来自中国人寿的缪建民执掌中国人保后，带领中国人保最终完成回A夙愿，并提出3411工程，谋求新的变革之道。已经70岁的中国人保，能否重振当年雄风，目前还有待观察。

2007年保险业嬗变之年，中国人寿亦迎来一个重要节点。2007年1月9日，中国人寿股份公司成功回归A股，成为首家实现海内外三地上市的保险公司。

在此之前的2006年，掌门杨超为中国人寿确立了“主业特强、适度多元”的“三步走”战略。此时正值“国十条”出台之际，素擅资本运作的杨超，用足国字头公司的资源和监管政策的红利，巧取广发行、参股中信证券、筹建财险和养老险，迅速为中国人寿扩充了金融版图。

不过，杨超退休之后，近年来中国人寿高层更迭频繁，老将中坚纷纷出走，其业务已从当年占据半壁江山沦为连“三分天下有其一”亦成奢望。2018年王滨接掌中国人寿后提出重振国寿再出发的战略，中国人寿能否重续往日辉煌，目前尚待验证。

在三家中字头保险公司彼时忙于改革之时，另一家中字头但性质殊异的中国平安，走上了另一条全然不同的改革之路。在分业改制之前，中国平安已开始综合金融试水，早于其他同行揽得信托和证券等其他金融牌照。按照马明哲当时的说法，当时国际上正由分业走向混业，在其看来，集团控股下的分业经营和专业化管理，是平安的最佳选择。

平安基于该理念制定的分业改制方案，几度被否，直到2001年12月才最终获批。平安的数年斡旋，为其争取到综合经营试点的机会，为其后来的发展博得先机。

在等待改制的岁月里，平安亦经历着它的后辈们未来将经历的发展困境：资本金已难以支撑其不断发展的业务的需要，引资成为当务之急。但是老股东不愿继续出资、新股东难觅。即使多年之后，孙建一回忆起来，仍觉得当年的资本之困是平安发展史上的第一道难关。

亦经历过创业之难的张维功回忆，当时整个社会对保险的看法与现在有天壤之别，当时很多人对保险业缺乏认知，找到价值观或战略思想一致的股东难上加难。

即使阳光保险如今已成为第二梯队的主力之一，张维功仍清晰地记得15年前辞去公职后，带着一支仅有6人的小团队，8个月里跑了17个省，谈了389家企业寻觅股东的情形。

而平安引资亦历经艰难，谈判长达一年，才在1994年引入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两家外资股东，成为国内首家外资参股的保险公司。此举不仅成为平安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亦在保险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003年2月，中国平安完成分业重组，成为三家综合金融试点集团之一，开始以综合金融的优势，走上与其保险同行不同的道路。到2007年亦回归A股之时，平安已成为中国人寿和中国人保分别在寿、产险领域的最强对手。尤其是近两年，其与中国人寿的“寿险一哥”之争，成为业内一大看点。在平安迫人之势之下，中国人寿的应对多少显得有点无力，亦令外界发出“廉颇老矣”之叹。

去年中国人保和中国人寿相继换帅，在张维功看来，几家大型险企已如“大象起舞”，规模效应、风险应对能力和资源支持更具优势，尤其是几家大型险企已在明显重新起势，目前业内马太效应日趋显著。相比而言，在增长困难、机构僵化、创业热情消减之下，中小公司的窘境更甚。

扩张、试错、革新

平安张江后援中心。摄影/《财经》记者 俞燕

当张子欣带领麦肯锡工作组进驻中国平安，老人保和太保忙于改制之时，外面的世界亦在变天。

1996年，央行在百份筹建申请中，批复了泰康人寿、新华保险、华泰财险、永安财险和华安财险等五张中资公司牌照。同年，东京海上产险、中宏保险和丰泰财险三家外资保险公司亦相继开业，中外公司、老牌与新兴主体同台竞技的“战国”时代来了。

五家中资公司其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不同的命运。比如泰康和华泰一向以稳健著称，陈东升曾表示泰康要“小步慢跑，不犯错误就是胜利”。王梓木多年一直坚守华泰财险保持盈利的“铁律”。永安财险则成为保险业首家被接管的公司，多年之后同批设立的新华保险亦步其后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年1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一个重要议题便是整顿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会后不久，人行陕西省分行以一纸公告，宣布接管永安财险，此时距其成立仅一年左右。

永安财险接管案，导致了保险业另一场变局的到来。据原保监会初创时期的人士回忆，原保监会成立的一个重要动因便是永安财险接管案，其使得保险业实施专业化垂直监管提上日程。

永安接管案不仅促成原保监会成立，亦间接延缓了保险业开闸的节奏。直到2000年10月，成立两年的原保监会才开出首批牌照，民生人寿、东方人寿、生命人寿和恒安标准人寿等四家日后被业界称作“壳公司”，成为幸运儿。

其中，民生人寿成为国内第一家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寿险公司，开民企资本登上保险舞台的滥觞。而东方人寿则因受累于德隆系被停业，成为首家“下线”的寿险公司。

在业务领域，2001年和2002年的投连险退保风波，给平安等保险公司们上了教训深刻的一课。

在同一时期，为了改变“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而开展的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试点，最终亦令财险业者们付出了全行业亏损的沉重代价。产、寿险皆第一次感受到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威力。

2002年底，原保监会第二任主席吴定富做出“当前保险业的主要矛盾是迅速成长的国民经济对保险业的需求与保险业自身发展水平滞后的矛盾”的研判，提出保险业“做大做强”的要求。

2003年起新《保险法》开始实施。吴定富提出“现代保险功能理论”，将保险业定调为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三大功能。

缪建民在2010年撰文论及保险业的发展与变迁时指出，十六大之前保险业仅局限于经济补偿领域，严格意义上还不具金融属性。保险的完整意义上的金融功能，十六大以后才逐渐培育起来，从原来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互助转变到金融，亦从传统金融变成现代金融。

与此同时，吴定富确立了保险业发展的新思路：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求发展,以结构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加强和改善监管促进健康发展。

据业内人士回忆，当时发展几乎成了吴定富的口头禅，几乎逢会必讲“发展”，乃至专门成立了发展改革部为原保监会所独有的“特色”部门。

在此背景下，2004年原保监会开启了成立以来的第二波波扩容潮，18家保险公司获批筹建，即所谓“8+3+7”（8家寿险、3家健康险、7家财产险）。

彼时，市场扩容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力是保险业的“入世”过渡期即将结束，很快将进入全面开放阶段。国际金融巨头纷至沓来，增强民族保险业的实力乃题中之义。

2006年6月，《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十条”）发布，提高险资入市比例，允许参股商业银行和境外投资等新政，打开了保险业大发展的空间，该文件被吴定富评为是“保险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借政策东风，保险业进入扩张期，以“双轮”驱动开疆破土。到2006年全行业总资产已近2万亿元，仅用了约一年半时间便实现翻番。2007年行业资金运用收益达2791.7亿元，创下历史最好水平，吴定富总结为“一年赚了五年的钱”。

高歌猛进之时，风险亦隐然积聚。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悄然越过太平洋，席卷全球。友邦的母公司AIG“中招”危机，平安出海“踩雷”富通，新华保险挪用资金案发、中华联合保险身陷巨亏……，从国际金融业到国内保险业皆风声鹤唳。

保险业开始转向“防风险、调结构、稳增长”和“转方式、调结构、防风险、促发展”，努力在规范与发展的天平上寻找平衡，试图以改革破解发展困局。

张维功坦言，改革不易，涉及到惯性的打破，人力资源需要重新调配，旧有利益亦需破局。这无论对于行业还是企业“都不容易”。

滥权、重塑、回归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原保监会迎来第三任主席、亦是最后一任主席、来自中国农业银行的项俊波。

彼时，保险业总资产增速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首次下滑，总保费收入出现唯一一次负增长。保险业再陷发展困境。

2012年6月，13项保险投资新政接连出炉，力度空前，被业内评为“超出市场预期”。次年，以“放开前端、管住后端”为主旨的市场化定价机制、保险资金运用和准入退出机制等三大市场化改革推出。

两年后，项俊波亦为保险业争取了十条新政，即新“国十条”——《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彼时，该文件被项俊波称作“含金量极高”。

一批中小公司借由新政提供的机遇进行“弯道超车”，在资本扩容大潮中，一批批新市场主体相继加入。新“国十条”发布之后，原保监会批筹的保险公司多达57家，2016年几乎到了月均批筹一家的程度。一批资本大鳄潜伏其中，将保险公司视作取款机，或用以举牌和收购，或通过关联交易为其产业“输血”，乱象丝生。

急弦繁音之下暗藏隐忧。2016年全行业利润锐减四成，满期给付及退保金额逾万亿元。而项俊波在鑫茂大厦的监管生涯，也在2017年4月9日走到尽头。

近五个月后，中纪委的公告直指项俊波“滥用审批权和监管权”，为其此前数年诸多超常规监管之策下了官方注解。

项俊波“落马”后，保险业从上至下兴起一场“强监管、补短板、治乱象、防风险”的流毒清理风暴。在经历了数年狂飙之后，保险业开始全面治乱、回归保险本源。

2018年3月13日，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保监会与银监会整合成为银保监会。一个月后，原保监会西门的牌子被悄然摘下，20岁的原保监会从此变成历史。

历时20年，原保监会从无到有再归于无，走过了一条探索监管之策的崎岖之路。而保险业在70年里几起几落，除了宏观经济环境和国际金融形势，亦与监管者的理念和对形势的判断力，以及广大从业者的战略和经营理念息息相关。

一位金融监管人士曾对《财经》记者表示，监管永远落后于市场，而发展与监管时常出现错位，多年来保险业一直沿袭“管-放-管-放”的监管思路，其中所存在的监管俘获和监管漏洞等情况，考验着监管者对市场的洞察力和监管能力的建设。何为有效的监管，不仅保险业，整个金融业的监管亦需反思。

自银保监会成立以来，严监管依然是监管主基调，补齐监管短板，牵住公司治理的“牛鼻子”，一手治乱一手立规。监管部门重塑自我之时，保险业亦在狂飙急进之后开始冷思考。

麦肯锡近日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保险市场在经历了放开初期的圈场夺地期、引入外资后的渠道兴起期、金融危机后的市场恢复期、资产驱动负债的激进扩张期之后，如今“回归保障”已成为新常态。

自去年以来，多家保险公司提出再出发的概念，在反思中寻找回归初心之路。张维功表示，从阳光保险而言，其与创业期相比，近两年来亦存在心气有余而斗志不足的现象，诸多创新尚未达到颠覆之效。

在阳光保险集团成立12年后，张维功牵头完成了公司创立以来最大的一次组织调整：把集团推向主战场，通过改革管理模式，调整组织架构，整合母子资源，来充分盘活公司资源，提升组织的运转效率，亦需改革。

在金融科技浪潮之下，保险业面临的内外形势已不同于往日。有保险业人士指出，数字化将推动中国保险市场加快变革。经历行业阵痛之后，谁将在再出发的进程中率先“破茧”成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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