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2020年怎么看，怎么办？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和岛”（ID：zhenghedao），口述 吴晓波，财经作家、890新商学创始人，采写 曹雨欣，36氪经授权发布。

再次见到吴晓波，是在深圳。

“我们很少做发布会的，也是第一次参加培训博览会……”吴晓波坐在会议室中间，笑着和到场的十几个记者说道。此次，他着重介绍了“890新商学”APP，这是今年9月份由“吴晓波频道APP”迭代升级而来的一款产品。毫无疑问，我们已经不能单纯用“自媒体”来定义这个团队。在商学培训风起云涌的大海中，吴晓波带领这支年轻的队伍再次扬帆起航。

曾经，吴晓波也常常坐在媒体席的位置，向国内叱咤风云的商界领袖提问。今天，他成为一个被提问者。在中国火热的商业土地上，他最初只是岸边的观察者，被外界称为“最会赚钱的财经作家”。而今，他挽起裤腿，扎进真实的商业实践。

“吴老师”还是“吴总”，吴晓波已没有了身份上的撕裂感。在他看来，不管是写书，还是做出版、运营自媒体、投资、拍视频节目等等，他始终在做一件事情：伴随中国商业成长。没有谁能定格一颗正在向上的心。

今年，吴晓波在全国各地调研企业、讲课，依然很忙碌，但并不平静。9月“巴九灵”被中止收购，外界一度有各种声音。在此次专访中，吴晓波第一次做了正式回应。

2019年即将过去，我们该怎样和它告别？2020年会好吗？听听吴晓波的洞见。

“我们还会继续考虑上市”

我们筹备了一年多时间上市，在今年9月份收购被中止。

从外面看，我们失败了；但对我们内部来讲，这只是一个过程，其实也没浪费什么东西。资本市场对我们有一些争议，同时也有一些认可，也会因此更了解我们。

争议的部分可能集中在个人IP上。我从一个评论者变成了被评论者，这存在一个角色的信任问题。我还曾专门到监管部门讲个人IP和公司的关系。

被认可的是公司这几年业绩的发展，以及商业模式本身。资本市场觉得我们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这也是文化创新的方向。

别人的每一个质疑、每一个问号都值得我们思考。公司前前后后回答了整整108个问题，这也是一次考试，让我们用另外的角度考虑如何治理企业。这是一件好事。

外界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资本市场。很多人就把公司上市变成了一个期末考，觉得好像跃龙门了。

我长期做公司研究，非常清楚：上市是一个期中考，不是期末考；公司上市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况且，我们也没有通过上市变现的想法，这其实是一个经受公共市场考验的过程。

任何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立场。我们都听到了，会思考，会继续探索。

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考虑上市。

情怀不值得嘲笑，也不值得被讴歌

哪个企业（家）没有情怀？

阿里巴巴开始创业的时候，马云有他的情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罗永浩的情怀是要做最好的手机；我们也有做企业的情怀——为商业提供好的知识付费产品。

戴志康是败在情怀上吗？不是，他是败在P2P上，是互联网金融风控没管控好。罗永浩败在情怀上吗？也不是。他进入到这个行业时，已经走到末端了——他败在了对行业本身的理解和产品上。贾跃亭败在情怀上吗？也不是，他败在了生态化战略上。

没有情怀的人不要做企业，那是一个生意人。情怀本身是一种企业愿景，是一个人做事情的起点、发心。一个企业的成功，有很多因素，跟情怀没有直接关系。要记住：

没有一个企业家败在情怀上，没有一个人败在情怀上，他败是因为商业本身的事情。情怀不值得嘲笑，也不值得被讴歌。

贾跃亭的“为梦想窒息”，和马云的“让天下人没有难做的生意”，以及比尔·盖茨的“让每家桌上都有一台电脑”，在我看来是一回事，他们都用不同的文字表达了同样一件事，一件很疯狂的事。如果马云、比尔·盖茨失败了，外界可能就会嘲笑他“这个傻瓜，竟然有这个想法”，外界的嘲笑仅仅是一种社会情绪的话题而已。

每个人做好自己是挺重要的。很多人不喜欢马云，但必须承认，他做了一个特别牛的企业；很多人喜欢贾跃亭、罗永浩，但不可否认，他们是创业的失败者。

我看商业可能比较冷静。艺术很难用一个比较普世的标准来衡量，但商业是成败论英雄、财务报表论英雄。这是商业最美好，也是最残酷的部分所在。

情怀需要用成功来证明。

中国制造最大的特点是告别了性价比

目前，各行各业都在被改变。10年前，还没有美团、滴滴，我也没有自媒体，没有公众号。但现在大不一样了。

今年，和我工作有关的有两个东西挺值得关注。第一个是新国货，双十一国货卖得很火，几年前还出现了一些国货企业家；第二个是购物直播，比如李佳琦、薇娅。现在有一种商业模式，叫“圈层社交会员制”，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实践的。

正和岛：今年有一部纪录片《美国工厂》很火。“中国制造”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您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中国制造今年最大的特点是告别了性价比。原来的产品基本是价廉物美，现在则是物美价平，东西好，价格还得合理。新国货基本符合这个标准。

我们最近在跟亚马逊合作，亚马逊在推中国好货，这是以前没有的。很多跨境电商公司也开始做这些国货品牌。大概在2015年后，我们做企业研究关注到了中国产品的新一轮品牌运动，它的主题就是新国货。

还有一个新变化，也是2015年，那就是生产线的智能革命，当时我们在全中国找服装定制工厂，只找到极少数的几家。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国服装工厂都可以柔性化生产，实现定制。

所有商业的趋势，都是两个因素的互为驱动：供给和需求。新国货主要是供给端，需求端的变化体现在行业发展和消费者的需求上。

像知识付费学习就是需求端。得到、喜马拉雅不是凭空产生的。如果没有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没有流量成本的下降，怎么可能会有知识付费？

消费者有了这个需求以后，知识付费开始野蛮发展，出了很多产品。今天，大家可能希望找到一些更好的线上、线下课程。还有一些企业买一些产品给员工，变成企业大学。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企业一直都扮演着跟随者的角色，领跑的那些大都来自于欧美日的发达国家，但到了七八年前，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为世界第一以后，他们的企业学习便陷入了困惑中，现有的培训系统却跟不上。

中国有2700万家民营企业，如果有十分之一有志于成为一家学习型企业，就是一个数千亿级的市场。但它同样也是一个极度分散、快速迭代的新型市场。

在我看来，中国的商学培训业从全盘日美模式的“引进时代”，到非学院派野蛮发展的“草根时代”，2019 年的今天，培训业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新商学时代”，产业瓶颈和机遇同时出现。

我们正式推出自己的商学培训体系——890新商学，全面进军商学培训市场。我们希望能用新的内容、工具和合作方式，把中国的商学培训市场重新认真地做一遍。我们有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App上已拥有150多门课程；3月启动企业大学的共建计划，可以提供非常专业化的知识服务和定制服务。

还有一些新的商业现象，比如科创板，机器人，3D打印等科技创新。今年双十一，猫粮、狗粮的销量超过了奶粉的销量，这是因为单身经济比较发达，90后、00后现在都养猫养狗……类似的这样的新现象太多了。

在中国，快公司时代已经过去

比如我今年去景德镇。景德镇原来是做日用瓷的，曾有十家瓷厂，生产全国50%的日用瓷和80%的出口瓷。

我这次去的时候，十家瓷厂全部倒闭了。日用瓷在景德镇已经微不足道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千多家以80后为主的工作室，高文化附加值的文化瓷替代了普通的日用瓷。。

这背后折射的是消费升级。

我们去北大荒去看飞鹤奶粉生产基地。过去他们是奶牛加工厂模式，现在奶粉公司自己种草，从牧场起家，把关奶粉质量。

我们还去了横店。印象中的横店有很多古建筑，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今年1月份时它就有了80多个影棚，未来还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影棚。

创新在今天变得格外重要。景德镇有几百年的优势、横店有二三十年的优势，如果不创新，都活不到明天，这是最明显的一件事情。

《地标70年》之横店

在中国，快公司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家会更加深耕在一个行业。我不相信那些快的东西。我们是写书、做知识产品的，也快不起来，需要扎扎实实地把内容做好。像我们给银行业做企业大学的在线学习课程，一个小团队在做，48门课，有培训课、直播课、训练营计划、学习指南等等。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成功，商业或者非商业的成功都来自于专注。专注了以后，再不断地突破边界。

像曹德旺做了30多年的玻璃，他就是很聚焦，连玻璃也只做汽车玻璃。我去见张瑞敏，他问我“什么叫冰箱？你觉得2019年海尔的冰箱和1984年的冰箱是同一台冰箱吗？”他这么多年其实都在聚焦做冰箱。

这个时代跟几年前、几百年前没什么区别。聚焦，再不断地突破，每个人生都是这样。

我去过毕加索在全世界的三个博物馆，一个在他的家乡，一个在巴塞罗那，还有一个在巴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一直在做艺术，很专注。

活到80多岁，除了交很多女朋友以外，毕加索还干了一件事，就是不断突破艺术的边界。他从最经典的油画到达达主义，到印象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我挺愿意成为这样的人，一直专注在一个领域里，不断地突破昨天的自己。

我从1997年开始写东西，到现在22年。连续每年写本书，明年3月份还会出版一本《影响商业的50本书》。这实际上是一种职业的自我期许。

真正有职业的人都是如此。周杰伦连续十几年办演唱会，郎朗现在每年要办100多场钢琴演唱会，村上春树连续30年写作，彼得·德鲁克一辈子写了54本书。就死磕。

企业家在发生大规模的迭代 

做这个课题可能要花几年时间。一个国家的财富拥有者在满足物质自由后，一定有公共需求。这部分人跟社会、政府、普通社会阶层的关系，有时候会变得很紧张，变得互相不认知，太快了。

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阶层现在的生存状况，和他在公共需求改善过程中扮演的的社会角色，会延续很长时间的焦灼期。

企业家本身也在发生大规模的迭代，从柳传志到现在的95后创业者，基本上是几代人。变化一直在发生，冲突也在发生。

这需要梳理历史，也要了解大家的认知，最终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循环反复。在中国，可能只有很少数人思考，但实际上是公共性的问题。

50、6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从小接受公共表达的教育更强。现在90后、00后可能会更加注重个人主义，但也会有类似公共表达的欲望。中国人的家国意识并没有太减弱，而是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在未来，这将是我持续关注的一个课题。

我能接受，我没有太大的撕裂感。其实我就干一件事，在伴随中国商业成长。我无非一手在写作，一手在做企业。服务客户的同时，我在企业的收获再变成我写作和讲课的一部分，这对我来讲是一回事。

就像这次开发布会，从过去参加别人的发布会到今天我们自己开发布会，从过去评论别人到现在被评论。这也是商业之美。

我从2004年开始做企业，到现在15年了。我们做生意、做产品，能更深度地服务企业和年轻人。看到他们获得成功，我们也很高兴。

我对企业的洞察力、对企业家的理解认同，跟这几年做企业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我也不是个例。全球又做学者又做企业的人，从德鲁克开始，到彼得·圣吉、汤姆·彼得斯，到迈克尔·波特等等，他们是学者，一边做研究，一边做咨询公司或者投资。

预计中国未来用五年度过“化雪期”

2019年是过渡性的一年。这一年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问题，只能意味着互联网式的落幕，新硬核科技的崛起。

而未来方向也未能清晰呈现，没有构成一个非常清晰的图景。商业模式不清楚，新赛道没有凸显，过渡期就是很模糊。科创板也很明显，先是给外界带来很大的期望，接下来该跌的还是会跌；经贸摩擦也是一样的，没有结局。

过渡时期实际上也是一个化雪期，化雪期最冷。在下雪的时候，或者说经济不好的时候，国家可能会出4万亿计划，还有各种各样的政策刺激；春暖花开的时候，新的赛道很明显，大家又可以做各种尝试。最难的就是化雪期，雪下完了，但是春天还没来。这个化雪期很长，美国用了20年，从1970年到1990年经历了三任总统。

我预计中国未来用五到十年就可以度过。好不了、坏不去。就像我认为，2020年肯定不会比今年好，也肯定不会比今年差。

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期，我们等待新科技的爆发、新商业模式的转变、消费审美的改变。跟上了就跟上了，跟不上就没机会了。这段时间其实挺痛苦的，消费者也很痛苦。在这样一个过渡期，我建议要往小里做。

焦虑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这一代的焦虑，是怎么把一条路走到黑，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人生的路会越走越窄”；现在年轻人的焦虑，是怎么能一次多走几条路，“人生的路越走越多”，没有置之死地的事情，这是另外一种焦虑。

我还会在今年的年终秀演讲上讲，企业靠熬是熬不过去的。如果希望用原来的经验，熬到国家再放一次水都不太可能。即使到了明年的春天，也不是去年的春天了。

99%的人都不会成功的。我就一个建议：做一个专业的人。

写稿子的就把稿子写好，办培训的就把培训办好。把你做的事情变成专业，把你变成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别去想太多的事，因为想了也没用。

以我为例。90年代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就多看企业，多写文章。但我觉得运气比较好的是，2000年写了《大败局》，关注案例写作。第二个运气好的是2008年，我出版了《激荡30年》，它让我进入企业史的研究。

到现在为止，我还从事这样的研究。我现在所有的影响力，和大家对我的认同都来自于这。但我不是第一天就知道，我要做案例研究。《大败局》是我的第五本书，我前面四本都卖的很烂。《大败局》之后有好多书卖的不好，2008年后又卖得不好，我还是不断地写，不断地探索，慢慢就会在某个细分领域里面建立自己的核心能力。

为什么我现在还写书？我的钱不够用吗？是因为我觉得这有意义，我享受这个过程，哪怕质疑很多。我写作的高峰可能是32岁时候写的《大败局》，即使到75岁我也写不出第二本《大败局》。不过，那又怎么样呢？我老了以后，对别人说“你看我每年写本书，证明我很努力”。

情怀不值得尊重，努力本身是值得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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