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试剂盒的一波三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甲子光年（ID：jazzyear），作者：芊乂，编辑：火柴Q，题图来自IC photo

核心要点：

疫情蔓延全球，中国IVD（体外检测）行业出海量激增后又遇挫。

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检测方法主要是分子诊断和免疫诊断，准确性是共同难点。

高门槛、高毛利的全球IVD市场高度集中于5大跨国公司，中国IVD正在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但关键材料和设备仍被卡脖子。

此次疫情，让中国IVD行业的窗口期和洗牌期一起到来。

“我们3月17号刚刚通过欧盟CE认证，18号就接到了最少50万份的海外订单。”自研新冠病毒体外检测试剂盒获得欧盟准入许可的消息刚发布，海普洛斯CEO许明炎就在蜂拥而至的十几家代理经销商中挑花了眼。接受采访的当日下午，他刚跟两家经销商敲定了合作关系。

截止目前，国家药监局共审批通过17家企业的19个新冠病毒检测试剂产品，其中，核酸检测试剂11个，抗体检测试剂8个。

与国内的谨慎节制相比，国产试剂盒的出海之路可谓畅通无阻。

进入3月以来，已有80多家国产新冠病毒试剂盒厂商通过了欧盟CE认证，这表明它们生产的产品达到了欧盟医疗器械相关指令的符合性要求，不仅可在欧洲经济区（27个欧盟成员国以及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销售，还可在欧洲经济区以外，虽没有签署相互承认协议（MRA）但认可CE标志的国家销售。

这些企业中，有不少科创板熟面孔，如达安基因、万孚生物、美康生物、凯普生物、华大基因、三诺生物、迈克生物等；也有处于成长期的后起之秀，如海普洛斯、锐翌生物、真迈生物、博奥赛斯等。

它们都属于体外诊断，即IVD（In Vitro Diagnosis）行业，即在人体之外，通过对血液、体液、组织等人体样品进行检测而获取临床诊断信息的产品和服务，主要由诊断设备和诊断试剂构成。

随着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中国IVD行业似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出海契机。

在此之前，除了有潜力弯道超车的基因测序方法，国产IVD厂商一直处于跟仿欧美技术的早期发展阶段。

而好消息还没持续太久，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一幕：

3月下旬以来，西班牙、荷兰、波兰等国声称由于准确率等产品质量问题，将不再进口包括试剂盒、口罩和呼吸机在内的中国医疗产品。

中国商务部也拔高了国货的出海门槛。“现在没有拿到国内资质的新冠检测试剂盒已经禁止出口了。”许明炎告诉“甲子光年”。

暴增的海外订单，注定是一锤子买卖吗？被高毛利诱惑入局的新玩家是能长久促进行业发展还是带起泡沫？

本文，“甲子光年”采访了包括华大因源（华大基因下属子公司）、海普洛斯、真迈生物等在内的国内多家IVD企业，以及远毅资本、华夏基石等大健康领域的第三方投资、研究机构，来聊聊这座异军突起的金矿究竟好不好挖。

1. 国产试剂盒，墙里开花墙外香

2月22日是一个全球的疫情转折点，这一天，中国21省区市确诊病例0新增。而海外疫情却愈演愈烈——当天，全球除中国外确诊病例已逾千例，韩国政府把新冠疫情预警上调至最高级别；伊朗组建国家疫情防控部门，关闭了德黑兰等14个省份的学校；意大利叫停威尼斯狂欢节......

疫情主战场逐渐开始从中国转移到海外。

截止4月2日早上7:30，最新全球累计病例已达93万，其中海外占比达91%。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意大利、美国、伊朗和西班牙等国家出现了较大的病毒检测能力缺口。

以西班牙为例，《先锋报》3月21日报道，西班牙计划购买600万个新冠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4天后还宣布将花费4.32亿欧元向中国购买医疗物资，其中包括550万份核酸检测试剂盒。

据华夏基石医疗合伙人艾中估计，4月底之前，新冠病毒体外检测试剂盒将在全球范围内供不应求。

在此背景下，接二连三获得欧盟CE认证的国产新冠病毒试剂盒成为了海外市场的香饽饽。

处于行业领军地位的上市公司动作最快。

1月26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文简称国家药监局）就应急审批，通过了上海捷诺生物、上海之江生物和华大集团旗下的华大生物与华大智造4家企业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产品。

成长期公司也不甘示弱。

许明炎称，从大年初一开始，公司临时组建了一支不到二十人的研发团队，并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完成了研发制造过程，且在不进行产能扩增的情况下，也能保证每日最低5万份的产出，之前营收占比仅10%的海外业务，有望在此次疫情中飞速成长为新的增长点。

之所以行动迅速、蜂拥而上，在于IVD，这个对普通人来说比较生僻的行业其实非常赚钱。

由于行业准入门槛相对较高，竞品较少，IVD企业的议价能力普遍较强。近年来，伴随产品升级，国内IVD行业的毛利率稳步上升，在2018年达到了47.29%。

华夏基石艾中告诉“甲子光年”，以IVD中的分子诊断赛道为例，国内企业的毛利甚至高达70%～90%，“这也解释了一些营收一两个亿的IVD企业能够上市的原因，他们的利润可能有三四千万之多。”

以这次疫情期间出口的核酸检测试剂盒为例，一份核酸检测试剂盒的售价约100元人民币，取毛利率为40%，据多位业内人士提供的数据，目前国内IVD厂商收到的订单量级在10～100万份不等，如果经销商按时、按量提货，那么一份订单就可以带来1000万～1亿人民币的营收和400～4000万元的毛利。

第一时间成功研发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的华大因源（华大基因下属子公司），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将海外市场的辐射范围从30个国家和地区扩大到70个。

其市场部负责人孙经梦告诉“甲子光年”，截至3月22日，华大检测试剂盒的国际订货量就已达百万人份（人份，复合量词，以检测一个标本需要的量为一人份）。3月27日，旗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PCR法）更成为国内首个获得美国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紧急使用授权（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的自研产品。

除了被外贸代理商狂轰滥炸的国产IVD研发制造企业，上游供应商和下游贸易平台也跟着一同火热 。

如真迈生物是一家IVD上游的设备、试剂生产商，此次也研发出了核酸检测试剂盒，该产品在获得CE认证后，已接到4家国内代理的合作需求，并与其中一家达成了正式协议——“他们对PCR荧光检测试剂盒的需求量都在20万～50万人份”，真迈生物CEO颜钦告诉“甲子光年”，此次销往海外的产品，将覆盖意大利、伊朗、吉尔吉斯及奥地利，“其实也不限于这些国家，只要符合政策法规，我们都欢迎。”

专注于医疗器械领域供应链B2B电商平台的贝登也借势开辟了很多新的海外渠道。远毅资本合伙人杨瑞荣告诉“甲子光年”，仅通过朋友圈的传播，贝登已接到了来自巴西、阿联酋、西班牙和瑞士的订单。

目前，中国IVD厂商斩获CE认证和海外订单的消息依然在陆续传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新冠病毒试剂盒的研发制造并无太多技术壁垒。

从IVD领域各项细分技术在我国的生命周期来看，目前免疫诊断法已较为成熟，分子诊断法的研发、应用进入成长期，国产IVD产品正逐步向灵敏度高、特异性强、检测速度快和低成本的方向发展。尤其2010年以来，随着一批基因检测公司的成立，赛道进入了国产化替代的新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新冠肺炎的IVD产品一度出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一方面，国内审批在收紧。

“现在国内疫情基本控制住了，我们拿不到阳性样本，所以在国内很难做相关认证。”由于错失了申报的时机和条件，许明炎表示，公司的产品暂时无法在国内流通，之前的出海市场也限于英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地区。

杨瑞荣向“甲子光年”解释，在国内最先通过紧急审批的这四家公司，先前都与中国疾控中心（CDC）有合作关系，审批快是因为信任度高。而目前国内需求已基本满足，审批也恢复了正常节奏，因此在一些IVD厂商看来，会觉得“审批”变难了。

另一方面，一些急缺IVD的地区则在此前一段时间放宽了要求。因此，目前有人质疑不需要临床认证的欧盟CE标准实际获批门槛不高，并不能说明通过认证的公司就一定实力过硬。

华夏基石艾中告诉“甲子光年”，疫情之下，措手不及的欧洲各国政府确实放宽了CE认证、ISO13485（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用于法规的要求）认证，只需提交自我声明即可，不强制要求审批检验记录，这导致了出口的国货参差不齐。

海外的宽松政策，为提前投入了相关研发的国内IVD厂商大开方便之门：产品出海，渠道扩增，营收猛涨，一切似乎水到渠成。

不过不少从业者判断，出海的机会虽然是真的，但这样的热闹势必回落。

从目前的发展形势看，回落已经发生，而且是戏剧性的反转。

2. 出海热的冷思考

令很多短时间内积极投入试剂生产的中国公司错愕的是，目前海外对中国医疗产品负评如潮，已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意，甚至上升到了外交层面。

3月31日，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药监局发布了关于有序开展医疗物资出口的公告，要求出口的相关医疗物资必须提供书面或电子声明，承诺出口产品已取得我国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并符合进口国（地区）的质量标准要求。

这一波退货潮的苗头最初出现在西班牙。

据外媒报道，西班牙多个大型医院的微生物实验室使用国产新冠病毒快检试剂后，认为效果不如预期。西班牙卫生部也于3月26日宣布，计划退还自中国进口的9000个快速检测试剂盒。

相关生产商易瑞生物解释道，操作不当会降低准确度，但这一事件也从侧面说明部分通过CE认证的国货可能存在质控问题。

随着全球抗疫变得白热化，国产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也被爆出越来越多的假阴、假阳检测案例。虽然市面上流通的产品，都会声明90%～95%的准确率，但临床实践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特殊情况下申请应急审批的产品量大，难免有人鱼目混珠。

而客观来说，国产IVD公司的试剂盒确实也面临着两大难题：准确性和量产能力。

具体来看，此次针对新冠病毒研发的国产试剂盒，主要采用了分子诊断和免疫诊断的方法，即荧光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核酸检测试剂盒与胶体金法抗体检测试剂盒，前者检测核酸，后者检测抗体。

两种方式都可以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区别在于检测周期和准确性。

核酸检测试剂盒的周期更短，可以更早发现新冠病毒感染患者。

理论上，感染后1～2天即可检测到核酸。

而检测抗体的胶体金法比较滞后——感染一周左右才可检测到IgM抗体，感染两周左右可检测到IgG抗体。

准确性上，也是核酸检测优于胶体金法。

但即使能更早、更准检测出是否感染的核酸检测试剂盒，其真实准确率也并不如人意。

据IVD从业者保守估计，目前获得CE认证的核酸检测试剂盒，其真实准确率平均只在70%左右，乐观来看，也不过80%～90%。

“在目前疫情集中爆发和大规模检测情形下，难以避免出现假阴、假阳的状况。”真迈生物CEO颜钦评价道。

综合来看，导致假阴、假阳的因素主要有两点：

一是基因靶点的选用。与基因测序技术的全面扫描不同，核酸检测通过抽取新冠病毒特有且稳定的基因序列靶点作为是否感染的依据。虽然CDC基于分子探针技术给出了一个建议“靶点”，各厂家也进行了改良和优化，但由于时间仓促，靶点的选用也未能经过充分验证，因此客观而言，产品设计确实不够完善。

二是取样和检测。核酸检测试剂盒的使用需要一线医务人员进行取样和设备实验。其中，咽拭子是最主流的取样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取样的部位和操作会影响到样本新冠病毒数量的多少；同时，通过口腔提取样本时可能会碰到牙齿，口水，样本受到污染；此外，实验人员在使用检测试剂时，是否严格遵守了SOP（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标准作业程序）的标准操作规范，也会影响检测结果。

除了难以在短期内突破准确度的天花板外，前段时间纷至沓来的订单，也令临时增开产线的IVD厂商手忙脚乱。

供应链公司在询价过程中发现，不少已拿到CE认证的IVD企业并不能快速响应订单需求。而要啃下量产的硬骨头，最大的瓶颈不是人，而是设备和场地。

许明炎告诉“甲子光年”，核酸检测试剂盒的生产流程跟机械化工厂中高度自动化的装配流水线不同，需要专业的实验人员在达到GMP标准（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是一套适用于制药、食品等行业的强制性标准，以确保最终产品质量符合法规要求）的生产车间里完成。

疫情导致的招工难虽没有直接波及科研属性较强的IVD行业，但装修工人短缺，却给实验室扩建带来了阻碍；此外，生产车间内原料、仪器设备的采购和布置需要较多的时间、人力和资金投入，实现量产的时间周期可能会很长。

因此，在工位比人力更金贵的情况下，临时增开生产线的IVD厂商面临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况——难以实现敏捷调度，只能通过轮班制扩大产能。

而商务部的限制条令发布后，可以预判，此次扎堆进来的小企业可能会经受较大损失。出海的订单会向少数大企业聚拢，如华大基因、迈瑞医疗、万孚生物等。

目前，国内企业中仅华大基因一家公司的IVD产品获得了美国FDA认证。

在国内竞争之外，中国IVD厂商的共同对手则是跨国大型医药企业。

此前，全球IVD市场格局已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状态。

五大巨头企业罗氏、雅培、丹纳赫、西门子和赛默飞在2012年到2017年的全球市场总占比稳定在57%左右，其中罗氏1家企业的市占率高达20%；中国IVD市场56%的份额也被这5大跨国巨头占据，而国内最大的IVD企业迈瑞医疗仅占国内市场3.1%的份额。

具体到新冠病毒上，由于疫情最先在中国爆发，国产IVD公司得以先行一步，但罗氏、雅培、丹纳赫、西门子和赛默飞等国际巨头也极有可能快速赶超——

3月25日，珀金埃尔默旗下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获得美国FDA批准紧急使用授权；3天后，雅培新冠病毒POCT检测设备也通过了FDA的审批，虽然准确率有待验证，但检测速度惊人，据称可在5分钟内给出阳性结果，13分钟内给出阴性结果。

这不仅反应出海外巨头不容小觑的实力，也从侧面说明出海热是一时的，从技术本身而言，中国IVD行业的出海之路依然漫长。

综合各种因素，中国IVD厂商想要搭上出海快车绝非易事。

许多业内人士并不认为此次疫情带来的订单潮会成为国内IVD企业国际化的最佳契机。

远毅资本合伙人杨瑞荣告诉“甲子光年”，单凭一时的“订单热”并不能预测“出海潮”的到来，国产IVD企业的实力还远不到与国外巨头抗衡的水平。

3. 材料、设备卡脖子

国内IVD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确实较低。

以营收为例，海外业务占比超过10%已能领跑国内IVD企业的国际化水准。

即便是深耕IVD赛道多年的大型上市公司，其海外的销售占比也极少超过20%——万孚生物在2018年海外市场的销售占比相对较高，为23.2%；三诺生物同年的海外市场占比为20.7%；华大基因紧随其后为19.12%；博晖创新为15.9%；其他超过10%的国内企业还有艾德生物。

宏观来看，IVD行业的全球市场和中国市场都呈现出“5+X”的相似格局。

罗氏、西门子、丹纳赫、雅培、赛默飞占据了超50%的市场份额，而国内企业则呈现出“小而散”的市场状况——仅10家企业在国内市场占比超1%。

其中，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如电子元器件、诊断酶、抗原、抗体、精细化学品等对国外的进口依赖最强；中游的诊断试剂和诊断设备相对成熟，但市场竞争激烈，主要市场仍然被国际巨头把持。

可见，中国IVD企业面临的挑战，不止“走出去”，还有“国产化替代”。

类比视之，IVD的行业生态与芯片颇为相似——关键原料/核心零部件的自研自产是实现国产替代的硬壁垒，而试剂配置/器件封装则主要比拼渠道、市场和品牌之类的软实力。

不少IVD从业者判断，对原材料和设备的进口依赖或许会成为中国IVD行业的发展瓶颈。

先说材料，高端材料非常依赖进口，疫情期间更是有价无市。

以上游原料的酶工程[1]为例，虽然国内少数企业，如上海生工生物、菲鹏生物、阿匹斯生物、瀚海新酶等已能够量产使用频率较高且大众化的酶产品，且性价比往往高于国际巨头，但由于工艺导致的纯度差异，国内许多IVD企业仍选择直接采购国外的进口酶。

许明炎告诉“甲子光年”，酶的纯度不仅会影响反应速率，甚至会影响到实验的最终结果。尤其疫情突发的背景下，新冠病毒的抗体抗原在市场上实属罕见，国内、国外的IVD上游试剂供应商并不能敏捷响应市场需求，一度陷入有价无市的窘况，并直接导致了免疫诊断法新冠病毒试剂盒在研发和生产周期上的滞后。

“核酸和胶体金法两种检测试剂盒的研发是同步启动的，”许明炎补充道，但与已经通过CE认证的核酸检测试剂盒相比，胶体金法的检测试剂盒直到最近才研发完成，核心原因在于“前期根本买不到原料”。

抗疫期间真迈生物共免费捐赠了20万人份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原料，这些原料都是自研自产的。真迈生物是一家专注于第三代基因测序技术的上游厂商，掌握酶、染料、碱基等IVD原料的关键核心技术。据CEO颜钦介绍，IVD原料是检测试剂盒生产加工的核心，它的自主生产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建立严谨的流程、工艺、管理体系，才能突破。目前这些关键技术大部分仍掌握在欧美公司手中，而目前国内的IVD原料生产厂商凤毛麟角，还不能大规模满足国内IVD的产业需求，这是整个行业的短板，急需攻克和补齐。

再说设备，核心零部件依赖进口，高端市场被海外公司把持。

整体来看，中低端市场实现国产替代易，而高端市场实现国产替代难。

类似PCR仪的大多数检测设备，技术门槛并不高，迈瑞、贝瑞、美康、科华和安图等企业其实在机电系统的设计制造及相关人才的培养监管层面已相当完善。

但基因测序仪、质谱仪、高效液相色谱仪、CT机、核磁共振仪等高端医疗器械或检测设备，短期内仍无法实现国产替代。

以分子诊断中的基因测序仪为例，目前全球60%以上的市场都被Illumina和Oxford Nanopore Technology（ONT）垄断，其中Illumina几乎把持了国内三甲医院的市场。

此外，基因测序仪往往需要配套同品牌的检测试剂，而耗材是IVD上游企业的主要营收来源，这意味着设备国产化替代的渠道成本很高，会受到来自老巨头和医院双方的阻力。

而目前国内自研的基因测序仪虽然实现了技术突破，但距离真正的商业落地还有一段距离。

2013年收购了美国上市公司Complete Genomics的华大基因，在2015年10月已推出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BGISEQ-500高通量桌面型基因测序仪。

但IVD从业者普遍认为，旗下产品并未完全成熟，在国内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跟国外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真迈生物旗下的单分子测序系列产品已于2019年12月获批欧盟CE标志，近半年来共收到1500万元的销售订单，产品开始慢慢推向市场——采用免费投放、长期租赁以及与医院课题组进行科研合作等方式进行国内推广。

由于原料的质量直接决定体外诊断试剂的质量和稳定性，因此不得不依赖进口；即便已经在技术上实现了部分突破的中高端IVD仪器，从巨头手中抢回市场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总体而言，IVD行业的国产化替代依然充满了机会和挑战。

4. 窗口期和洗牌期一起到来

中国的IVD市场虽然起步较晚，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且原材料和高端设备等核心利润环节仍被海外巨头把持，但随着老龄化、城镇化、医保支付能力增强、分级诊疗、保健意识增强等需求端因素的推动，以及技术进步、新项目临床开展、原辅料升级等供给端能力的提升，中国已成为全球IVD行业增速最快的市场之一。

近年来，国内IVD行业已经涌现出了以达安、华大、迈瑞、万孚、迪安、金域等为代表的标杆企业，尤其基因测序这个万亿市场更被视为弯道超车的主战场，2010年前后，基因测序领域迎来了美吉生物、基准医疗、海普洛斯、真迈生物、锐翌生物等一波新玩家。

从全行业来看，2012至2019年，中国IVD市场的年复合增速高达19.31%，远高于同期全球市场8.20%的年复合增速。根据Frost & Sullivan数据，预计到2019年，中国IVD市场规模可达103.68亿美元。

在中国体外诊断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的同时，产品结构明显改变。

生化诊断在细分领域市场占比由2012年的26%下降到19%，而免疫诊断、分子诊断和POCT（point-of-care test，即时检测）近年市场占比显著提升。

目前，已有超200家国内企业入局生化诊断领域，生化诊断市场的国产试剂占有率已超过50%，创业的空间较小；

免疫诊断是我国近年IVD领域增速最快的赛道之一，增速达15%以上，其中化学发光占比约75%；

至于分子诊断，我国虽然起步晚但起点高，我国荧光定量PCR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基因芯片和基因检测接近国际水平。

远毅资本杨瑞荣告诉“甲子光年”，虽然国际巨头在中国IVD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低、中、高三条细分市场的国产化替代进度却不同：

较低端的早孕POCT、血糖仪、血糖试纸等“低科技”设备，已开始大量出口海外；

中端的化学发光产品正处在国产化替代的缓慢进程中，可能需要5～10年才会完成；

而结合AI大数据和生物信息学研究成果的精准诊疗，包括基因测序和质谱分析等相关产品，在未来的3～5年，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弯道超车。

其次，在基因测序领域，中国还有一个天然优势，即巨大人口规模形成的天然样本库。

由于仪器检测的准确性与机器学习原理类似，样本量越大越能在实践中建立更完善的大数据模型，更有可能形成算法优势，研发出新的应用，提升检测能力和水平。以目前基因测序技术在肿瘤领域的应用来看，其样本量和检测准确度已经超越了测序仪的主要出口国。

“在癌症个性化的应用上，中国的基因测序企业已经走向世界了，”杨瑞荣补充道，2019年末，华大智造的测序仪参与“阿布扎比全民基因组计划”，为阿联酋全民提供基因测序技术和平台服务，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专注于在基因测序平台做液体活检癌症早筛的基准医疗也已经开始和某跨国药企在全球的技术合作。

而掌握了原料关键技术的真迈生物，已开发出了适用于第二代测序仪的建库试剂盒，或将由于国内的巨大需求拿下数十万级检测量的长期生意，“中国每年大概有2000万例基因测序样本，每一例上机测序都需要进行建库，成本从几十元到一百多元不等，”真迈生物CEO颜钦称，旗下产品已在美吉生物、圣湘生物和达瑞生物的平台上完成了测试，“如果能够通过控制成本，抢到这一块存量市场，也是非常不错的收入。”

具体到各细分市场，中国的基因测序赛道还有以下切入点：

1）试管婴儿

目前中国的不孕不育率高达25%，以去年1300万新生儿的数量为标准，每年有300多万家庭无法生育；其次，目标人群对高客单价的接受度较好，这一市场的潜在容量极大，且由于样本有限，在技术层面有较大的限制和壁垒，很容易搭建护城河。

2）肿瘤癌症

国内肿瘤赛道的早期玩家，已在肺癌、肠癌、肝癌、乳腺癌等大癌肿的基因筛查领域积累了2～3年的行业经验，创业机会相对较少；但还有些比较冷门的小癌肿尚未被覆盖，例如前列腺癌、食管癌等，可作为市场切入点，建立品牌，扩大业务范围。

3）遗传病

据统计，由于基因突变引起的人类遗传病超过7000种，目前能够确诊的遗传病仅2000种左右。如何避免单基因遗传性疾病，做好优生优育，目前这个市场还有非常大的潜力，如果有特别看好的创业者可以入局。

4）病原微生物

多用于ICU快检的病原微生物检测，也是近两年比较火热的赛道。例如，2020年2月以来，专注于微生物细分赛道的新晋玩家慕恩生物、予果生物就分别披露了近亿元及数千万人民币的巨额融资。

目前看来，中国IVD行业似乎是一座高毛利、多切口的创业金矿，但“带量采购”——由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一般价格会更低——一直是悬在所有玩家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由于IVD行业生态“杂”而“散”，从B端厂商到C端消费者的产业链很长，细分领域中的竞争较小，因此国内IVD企业的日子还算惬意。

但不少从业者观察，根据前期仿制药实行“带量采购”的经验来看，该项政策一旦推进，销售的中间成本被省去，IVD行业毛利率可能会骤降到20%～30%，行业会进入长期的并购、重组阶段，格局未定的赛道将迎来新一轮的洗牌。

IVD产业雨露均沾的混沌阶段恐怕要到头了，出海潮连着退货潮，最后的局面还是赢家通吃。

[1]酶工程又称蛋白质工程学，是指工业上有目的的设置一定的反应器和反应条件，利用酶的催化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催化化学反应，生产人类需要的产品或服务于其它目的的一门应用技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甲子光年（ID：jazzyear），作者：芊乂，编辑：火柴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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