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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惺惺相惜到反目，WeWork创始人与孙正义如何渐行渐远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0年05月12日 08:20

编者按：本文来自“腾讯新闻潜望”，作者：纪振宇，36氪经授权发布。

当Adam Neumann在2016年第一次见到孙正义时，他就清楚地意识到：对方与自己是同一类人。

孙正义告诉他：胆子可以再大一些，先将销售团队扩充到1万人。说这话的时候，WeWork全部员工总数还不到1万人。

多年后，这位即将以近500亿美元估值将WeWork成功推上市的创始人，在接受采访时吹嘘道：“让孙正义决定投资44亿美元，我只用了28分钟。”这甚至还包含他上车、下车以及参观公司总部所花的时间。

这样一个一拍即合，用无数金钱堆积起来的看似战无不胜的商业组合，最终却没能迎来皆大欢喜的结局：WeWork上市计划搁浅，估值从近500亿美元锐减至80亿美元。上周，WeWork正式起诉软银，称后者没有履行向公司投资3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此时，远在日本的孙正义，在向股东汇报软银2019年业绩时，以近乎谢罪的姿态坦承：自己的投资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对于Neumann“过分放大了他的优点，而对他的缺点视而不见。”

金钱堆砌起的商业帝国

Wework在上市招股书中描绘了一幅“繁荣”的景象：从2016年至2018年，Wework的营业收入从4.36亿美元增长至18.21亿美元，每年营收的同比增速在100%以上，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上半年营收已经高达15.35亿美元，显示在进入2019年后，Wework的增速依然不减。

这家主要从事商业地产租赁的公司，目前在全球29个国家111个城市有528处经营地点，50%的收入来源于美国以外，这表明WeWork已经是一家全球化公司。

但在营收快速增长的同时，WeWork的亏损也在显著扩大，2016年全年亏损4.29亿美元，到2018年全年亏损额已经进一步膨胀至19.27亿美元，2019年上半年亏损9亿美元。

这样的亏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Wework的商业模式，即将商用物业通过长租的方式承揽下来，再短租给客户的业务经营特点，决定了其是一种重资产模式，这种模式的特征之一就是“烧钱”，通过大笔资金的投入进行业务扩张，同时需要承受巨额的亏损。

但对于WeWork创始人Adam Neumann和软银创始人孙正义来说，“烧钱”并不是坏事，甚至是他们核心的商业策略之一。

在许多次公司的内部会议上，Neumann都向其团队反复强调公司大股东孙正义给他的建议：“不用担心盈利，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获取市场份额才是关键。”

私下里，他对朋友和同事说，他知道自己很疯狂，但孙正义让他要更疯狂一些。

在一次会议上，孙正义对Neumann说，你不应该为自己的销售团队人员精简而感到自豪，销售团队应该起码1万人以上。孙正义在说这话时，WeWork全公司员工总数还不到1万。

除了这些孙正义给出的建议以外，真正给足Neumann快速扩张业务底气的，则是来自软银及其他投资者所投入的真金白银。在准备上市前，软银及旗下愿景基金，自2017年以来，已经投资或承诺未来投资总额达到106.5亿美元。

承载着软银的“愿景”，Neumann打算带领WeWork以近500亿美元的估值，冲击二级市场，再募集百亿美元。

倒在上市的黎明前

这样的美梦未能成真，WeWork倒在了上市前的最后一刻。Neumann带领着WeWork在全球范围内的路演，并没有受到投资者的热捧，事实上，其业务模式遭到了投资者的广泛质疑。

尽管Wework试图向投资者讲述一个space-as-a-service这样一个时髦的互联网to b服务概念，但敏锐老到的投资者并不买账，他们认为，即便用许多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手段来包装，WeWork本质上依然是商业地产租赁业务，而不断膨胀的亏损数字，更是让投资者望而却步。

除了业务模式本身先天的脆弱性外，WeWork在招股书中灵活运用会计处理手段让报表变得更加“好看”，这样的操作也让投资者变得更倾向于谨慎。

例如对于“商业办公用地运营费用”这一项目的处理上，WeWork将物业的折旧和摊销费用剔除在外，即便如此，该费用占收入的比例依然居高不下，2016年占营收比例高达99%，2019年上半年占比收入下降为80%，但如果将折旧和摊销费用计算在内，则商业办公用地的运营费用占营收的比例在过去几年都将超过100%，即WeWork通过长租下来的物业获得的收入，都不足以覆盖运营这些物业的成本，这还不包含市场营销、行政费用等多项其他成本。

为了向投资者描绘业绩向好的图景，WeWork更是在招股书中生造出了所谓“贡献率”（contribution margin）的概念，用营业收入提出租赁成本，该指标又被细分为两项指标，一是包含了非现金部分的GAAP（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直线法租赁成本的贡献率，另一个是不包含非现金部分的GAAP准则下直线法租赁成本的贡献率，这两个细分指标的区别在于，后一个指标将非现金部分的租赁支出扣除。

具体的会计调整为，在运营亏损的数字上，将其他运营费用，市场营销费用、行政费用、折旧摊销费用、基于股票的薪酬支出等全部加回，最终就能够得到比亏损数字漂亮好看地多的“贡献率”。

但这些用会计手段粉饰出的业绩向好的迹象，糊弄不了专业投资者，也改变不了Wework一直巨亏他，同时盈利前景不明的事实。

由于无法获得足额认购，WeWork推迟了IPO路演，在同一周，孙正义在美国加州主持一场投资者内部会议，按照原计划，WeWork作为软银的成功投资案例，其创始人Neumann将登台阐述自己的创业经历，但最终他没有能出现在这一次活动上，孙正义在台上再也没有提及WeWork和Neumann的名字。最终，Neumann辞任公司董事会主席和CEO一职。

软银欲独吞苦果

在上市计划搁浅后，Neumann成了众矢之的，熟悉内情的人表示，许多投资人对孙正义说，Neumann必须离开公司，作为投资人继续支持这家公司的条件之一。

对于这位WeWork创始人来说，除了离开，已经再也没有其他选项。由于IPO计划失败，WeWork账上现金仅够维持两个月。

情况急转直下，为了缩减开支，WeWork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暂停对公司原首席执行官的私人飞机的运营开支、关闭即将在纽约开设的私立学校WeGrow以及计划裁减约2000名员工等，但这些措施相比WeWork在租赁合约方面付出的巨额开支相比，依旧显得杯水车薪。

两份对WeWork的紧急注资计划在当时浮出水面：一份是由WeWork最大的外部股东软银所提出的方案，即直接向WeWork注资，但获得更多的股权和对公司的控制权，另一份由摩根大通银行所提出，即发行利率水平高达15%的50亿美元特别债券。

最终，WeWork的董事会选择了前者，即由软银注资，同时创始人Neumann退出，他将手中大部分WeWork股权变卖给软银，依然能够获得超过近10亿美元的现金，软银则获得WeWork约80%的股权。

实际上，软银给出的是实际上是一份“退出”方案而非“救助”方案，通过该方案，WeWork的股权结构将从根本上实现变更，包括创始人、早期投资者等全部退出，而软银独自揽下这一烂摊子，根据目前所能获得的公开信息可以分析出：软银所给出的80亿美元WeWork的最新估值，是在目前的极端情况下，考虑了让前期投资者至少能收回投资成本全身而退。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软银提出的方案包括从WeWork创始人Neumann手中购买9.7亿美元WeWork股票，这部分股票约占Neumann目前所持全部WeWork股票的三分之一。

根据WeWork此前提交的招股书显示，Neumann共持有2428730股WeWork A类股票，112507371股B类股和943848股C类股，持股总数为1.15亿股，该持股总数的三分之一约为3863万股，由此计算可知，软银提出的方案，对应的每股WeWork股票价格为25美元。

相比于2019年初WeWork以480亿美元估值进行的G-1轮融资每股110美元的价格相比，目前WeWork的估值缩水了80%。

除了从创始人手中购回股票外，软银还另外安排了30亿美元的从WeWork员工和早期投资者处收购股票的方案，这些早期投资者中，占股比例最大的分别为硅谷知名VC Benchmark和摩根大通，根据招股书披露，Benchmark在WeWork上市前总共持有该公司3265万股，按照目前每股25美元的价格计算，这部分股权价值为8.2亿美元，根据公开资料显示，Benchmark分别在WeWork的D轮和E轮融资进行了参与，当时两轮融资的估值分别为50亿美元和102亿美元。

摩根大通作为WeWork上市前的第三大外部投资者，共持有1864万股，按照每股25美元计算，这部分股权目前价值为4.7亿美元，公开资料显示，摩根大通也同样参与了WeWork的D轮和E轮融资。

根据D轮和E轮融资总额为10亿美元，而目前Benchmark和摩根大通所持股权的总值约为13亿美元，可以大致判断出，软银给出的方案，应该是大致保证其他外部投资者能够起码收回投资成本全身而退，而软银自己独自将WeWork目前的烂摊子揽下，承担投资损失，这大约也是在目前这样的极端情形下，各方能够达成的最大妥协了。

软银此前已投资WeWork超过100亿美元，再加上目前的这份退出方案，软银还要再投入30亿美元，总共投入在WeWork上的资金超过130亿，而这部分股权目前价值大约为70亿美元，投资损失几乎过半，但这也是软银早期过于抬高WeWork估值而不得不咽下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