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专业知识刘守英：过去地方之间比招商引资，接下来比企业存活率

刘守英：过去地方之间比招商引资，接下来比企业存活率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0年05月12日 16:1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新闻×原子智库（ID：AtomThinkTank），作者：刘守英，对话：欧爱萍，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成效，复工复产、经济恢复成为当务之急。但如何才能更好的恢复经济？不同层级的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当前采取的各类刺激措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本期“原子智库”独家分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对疫后经济恢复的思考。在围绕上述问题的纷纭意见中，刘守英教授的观点堪称独立、冷静，闻之令人警醒。

在刘守英教授看来：疫后经济恢复，首先需要由抗疫体制回归常态体制，把防疫时过强的政府力量降下来、畅通经济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并降低企业成本、帮助企业活下来——过去地方之间比的是招商引资，接下来比的是企业存活率；其次，需要特别关注包括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群体在内的易受疫情冲击的弱势群体，设立疫情生活保障金、启动国家层面的农民工失业保障机制，防止因为东南沿海地区地区企业转型升级造成农民工就业困难；再次，疫情后的经济恢复是转型背景下的经济恢复，而不是高速增长或者高速结构变化下的经济恢复，因此不能简单套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高投资拉增速的刺激模式——当然，中国疫后经济启动空间依然巨大，投资依然是选项，民生短板、都市圈发展都可投资。

以下为正文：

原子智库：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渐趋平静，人们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疫情之后怎么办？您之前曾提到，疫情之后经济恢复的前提是由抗疫体制回归常态体制，这两种体制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如何从抗疫体制回归常态经济发展体制？

刘守英：这次疫情发生后，各国实际上拼的是两件事：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

这场新冠疫情也是全球各国之间的一场竞赛：第一是比控制和应对疫情。就是各国对疫情的控制能力，怎么尽量减少疫情蔓延、降低死亡率——这与各国的体制有关。我们（中国）本身就有比较强的举国体制，只要中央重视，就可以全国一盘棋，转向战时体制（战疫体制）。

其他很多非举国体制的国家，要很快启动这样一场体制转换是挺难的，最多只能用应急体制来应对。应急体制应对输入性病例、输入性疫情，或者比较小的、传染性不是很大的疫情，是管用的。但就美国、欧洲的情况来看，那套应急体制在应对大疫情时，很难像中国启动这么大一场战疫机制。

疫情的防控实际也是两个平衡：用多大的代价来防疫。这跟整个经济受损伤程度相关——控的越严，经济受损伤程度越大。在所有国家中，中国应对疫情的管控程度是最严的。像美国、欧洲的体制，不可能做到我们这种小到社区的、全面的举国管理。背后是什么？他的体制运行特征、整个人们的观念、体制的衔接、系统性，包括整个机制的运行、决策方式，做不到为了控制疫情而不牺一切代价、不管经济。但中国体制可以做到生命至上、尽快控制疫情。但这套体制的另一面是，经济的链条、经济的联系更容易切掉。西方的体制不一定是在平衡，但他的体制做不到把经济都给切掉。

第二是比经济恢复。不是说怎么把疫情减到最低、控制住了疫情就完了，最后还是要恢复经济的。

西方的体制，R0感染指数降到一定程度，只要没有那么强，人跟人之间所有的要素都还在，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企业、市场活动很正常就恢复了，基本上企业和市场就可以作为主导，很快经济能恢复过来。我们的问题是，靠举国体制、靠政府强有力的力量、靠把所有的因素给阻断以后，把疫情给阻住、打赢了这场防疫战争。

怎么回到正常的经济状态？我们现在恢复经济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在疫情之前，整个市场的力量就不够，靠要素、靠企业方面的能力就相对要差，政府的力量比较强。这次疫情又强化了政府的力量。第二是整个经济要素也被阻断了。在战疫体制里，整个要素都被阻断了，都是通过政府的战时分配调动物资。这种状态要回去，就面临问题了：如何在经济恢复中把过强的政府力量降下来，由企业和市场来发挥作用。首先要把这个链条恢复，把原来政府和市场的这种关系扭回去。

从全国来看，武汉封城，北京是一级（公共卫生应对），但实际上差不多各省之间也给封掉了、中断了。疫情受影响程度不那么大的省和地区，应该尽快回到常规体制状态。但前提是防输入，把输入的关口给卡住。如果这个体制不回来，经济要素就恢复不了，市场就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企业也不能正常地从事经济活动。

你去看广东（包括浙江），问题在哪儿？不是政府不让复工，政府也着急，出台了很多文件、政策要复工，但要素被阻断了，怎么复工啊？产业链断了，人也不来了，就没法复工。上游断了，下游也（无法复工）。这是什么原因？因为要素被阻断了。

我们（中国）是最早受疫情伤害的国家，但在疫情全球蔓延过程中又是疫情相对得到很好控制的国家。现在，中国要尽快从战疫体制回到常规体制、恢复经济。中国的经济恢复对全球非常重要——整个全球的产业链、进出口、就业，中国都占了很大比重。中国经济能不能恢复，对全球从这场疫情中尽快恢复经济、减少损失、减少衰退的影响，非常关键。

地方政府间过去比招商引资，现在要比哪个地方企业倒闭少

原子智库：在恢复经济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分别可以做些什么？您觉得政府（中央和地方各级）和企业在应对疫情冲击和疫后恢复中，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刘守英：经济恢复，地方政府不是不着急，地方也着急。通过这次举国体制抗疫也看出来，地方政府、基层抗疫的能力是足够的。但经济恢复过程中，政府也要往前冲。因为这不纯粹是市场行为。整个经济链条的恢复、企业信心的恢复、就业的恢复等，在完全走到常规的过程中，政府在里面起大量的作用。

第一，政府一定要用行政的力量尽快把阻断的经济要素、产业链条给松掉、打掉，让要素尽快动起来、尽快恢复过来。从原来的“封”到现在的“开”，是要政府去做的。第二，救企业。

我了解到的情况，既包括制造企业、消费企业，也包括新长起来的一些小企业——有做服务的、也有做数字经济的——小企业都是在成长、上升过程中，没有很强的底子和积累，疫情来了以后，无论是传统还是新兴企业，基本上原来的订单都给冲断了。而他原来一直是靠订单来维系资金流、日常运转、房租支付和成本。所以，很多小企业，整个现金流不足以支撑那么长时间的停工停产，扛不了那么久。

很多小企业救不了自己。我碰到很多企业是悲观的，他没有这个能力扛。前几个月被封，完全就是企业在背房租、背工资，指望恢复以后，他在这个行业里面重新再立起来。接下来复产过程中，经济恢复又要三五个月。现在是5月份了，年底之前还有半年时间，这些企业面临租金、订单、就业、市场连续的问题，还有很多开支。现在，从地方政府来讲，如何让企业度过难关，一直到今年年底之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原来中国地方政府之间比的是招商引资，地方把园区建起来，通过低价把各种企业招商引资过来，然后就有了就业、税收；在这一轮经济恢复过程中，比的是哪个地方企业存活率高。存活率低的地方，就可能在跟其他地方下一轮的竞争中出局了。

原子智库：各地的企业存活率可以成为疫后经济恢复中的新指标？

刘守英：对。你这个地方的企业存活率高，那就说明经济恢复工作做的好。

企业能扛过去，首先是要素阻断带来的市场连续性尽快恢复。这方面不同地方差别很大：发达地区像浙江、上海，就做的比较好；有些地方就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市场要素不尽快恢复，地区之间的差距会因为这次疫情越来越大。

对减少企业死亡率，各地做法是有区别的，但最起码政府要把企业的成本降下来——包括租金成本、人工成本，还有给政府缴的各种税、费、劳保；最主要的是，政府要把企业身上过高的成本都给降下来，降到最低，使企业先活着。这个要延续到年底，没有半年时间，企业缓不过劲来。一定要订单回来、原来的经济活动恢复了、企业正常运转、上正轨了，政府才可以退出。在这期间，最起码在年底之前，要保证企业的存活。

启动国家层面的农民工失业保障机制

原子智库：在这次疫情中，一些行业和群体受到的影响可能比别的更大，比如外贸行业、服务业等，如何能度过这次疫情？中国疫后经济恢复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哪些群体和哪些问题？

刘守英：经济恢复过程中要注意弱势群体。因为疫情来了以后，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受损害的程度、差别是很大的。像农民工、城市里的低收入者，问题还蛮严重，疫情对这些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解决疫情冲击的时候，这些弱者既是消费力量，又是疫后基本的生产力，也是社会秩序稳定最重要的力量。如果解决不好，这三块都会出问题。换言之，要解决弱者的就业、基本生存保障。

我的第一个建议是：像农民工群体和城市弱势群体，疫情生活保障金是需要的。疫情中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有人提消费券，主要还是从恢复经济的角度讲。我指的是还是要结构性地去解决——因为中国还正处于结构转型中，在整个结构转换中影响最大的群体的基本生计，不简单是消费的问题。

比如，农民工被困在家几个月，回不了城市去就业，又不可能通过网络办公，无非是待在农村消费少而已。我们的弱势群体、贫者——低于基本收入水平以下的这些人，还是要解决这些人的基本保障。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人回到城市，如果企业不出事，他起码还有着落、至少一部分人有着落。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很大的问题是，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可能随这次疫情会带来重大的“转型升级”。

原来沿海的很多企业是靠国外的订单在撑着，利润很低。现在疫情国际蔓延，这些企业订单没了，又不可能马上在国内补回来。还有很多企业最早是买的地，很便宜，成本相对比较低，有些把一半地租出去给人家用，是靠这个撑着。在疫情以前，这些企业在那，内地农民到沿海，还是能找到机会，尤其是80后、90后，基本能找到机会。这次我最担心的是，一些原来半死不活、靠很低的利润（包括靠厂房和土地撑着而实际上没利润可挣）的企业，可能就露头了，有可能就转厂或者不干了。

原子智库：产业转型升级对农民工来说反而是不利的事情！？

刘守英：原来这些企业撑着，农民工钱少挣一点，最起码有活干。现在，国际链条能不能恢复，还不知道。这次疫情我最担心的是这个事：沿海地区本来该升级的产业，这次受冲击，有些可能就不干了；还有些企业原来没有转型，这次有可能做大了就转型升级了；另外还有一些企业，会不会加大向东南亚、非洲转移的可能——还要观察，现在不好下定论。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农民工就业难——原来靠农民工进城、到沿海地区打工的链条会断掉。现在一个农民家庭的收入，大概60%是靠打工；没有打工的收入，农民家庭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的第二个建议是：需要国家层面来建立农民工失业保障机制。并不是他们讲的消费概念。在中国，你给了钱，他也不一定消费，因为我们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很多人现在还是要保生存、保生计、保稳定。对于这次疫情带来的农民工就业困难，需要有专门的政策来应对——启动国家的农民工失业保障政策，比消费券（有效）。因为含义是不一样的。

原子智库：从长期来看，产业转型升级是必然会发生的事，这次疫情可能加速了这个过程。

刘守英：那就把它给显性化了。广东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一直在转（型），叫腾笼换鸟。但大多数的小企业能够赖一天就赖一天，能够活一天就多活一天，一直在拖着：本身地也不值钱（企业用地成本很低）；劳动力工资总体还是低的；他的订单尽管利润不高，但也在维持。但这次疫情影响下就拖不住了、拖不过了，很多企业就不干了。所以，这次疫情之后，最大的可能不是产业链条断了，是有些企业主动选择——算了、不干了。另外一些能够长大的，就长大了。

但这些企业不干了以后，直接带来的是农民工就业问题——你不能指望这些人回家种地。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这次疫情以后，农民工还是拼命往沿海跑，并不是在家种地，中国整个农业占GDP约7%，怎么可能装那么多的人回来种地呢？是吧？

原子智库：对。这些劳动力不应该回流到农业里。

刘守英：现在农民工是不可能回去种地的，尤其农民工二代的80后、90后，是不可能回去种地的。在沿海地区的就业没有了的话，就是失业了。

（农民工失业保障机制）这个事情又不能指着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来做——地方政府原来就不愿意支付农民工的很多成本（像公共服务、孩子教育的成本）。接下来，如果这些人在城市的就业面临困难，就要多出一个成本……现在国家一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建立农民工失业保障机制这件事上，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要协力来做。

再就是从地方城市化的模式看，这是地方政府必须支付的一笔钱——未来不可能让农民工（农村、就业地）两边漂。从城市化的战略来讲，农民在城市打工，政府不解决公共服务、不解决孩子教育的这一套所谓低成本的城市化模式，这次一定要引起（重视）。

启动经济空间很大：投民生短板、投都市圈

原子智库：对于恢复经济，经济学界有很多应对疫情冲击的建议，比如直接发补贴以稳定消费、比如新基建以稳投资和就业，您怎么看？

刘守英：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疫情带来的经济问题，哪些是疫情之前就应解决的问题。把这两者混淆以后，应对经济恢复的很多方式往往忽略了疫情之前已经面临的转型，而采用的很多都是刺激性政策，可能使疫情之前就要实现的一些转型被滞后。这个要注意。

疫情带来的问题，就是经济阻断、几个月中断带来的经济损失：一个是企业的问题、弱势群体的问题；另一个是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停滞、整个经济活动链条被中断的问题——这里面就包括企业、财政、金融之间的链条会出现问题。因此，应对疫情主要是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活动被中断以后整个经济体制运行出现链条中断的问题。现在经济恢复过程中要应对这些问题，一定要注意：一方面防止经济活动的中断，另一方面不要影响整个经济再转型。

我们这次的疫后恢复，实际上是转型背景下的经济恢复，而不是高速增长或者高速结构变化下的经济恢复。经济刺激和短期的政策，重要的是应对经济活动中断，而不要妨碍经济转型。

恢复阶段的经济政策，一定要两方面兼顾：一方面是有可能导致经济活动中断的、需要刺激经济的恢复政策；另一方面一定要跟转型阶段契合，不是（简单的套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刺激政策。

但是现在有些刺激措施，实际上沿用的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刺激经济的一些办法。如果上马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恐怕是处于转型期的经济未来消化不了的。

刺激政策可以把经济规模、增速都稳住，整个基础设施投资、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也可以稳到预期。但这些会对整个经济转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弄不好,就是用高速增长时期的刺激政策来应对转型阶段，未来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

总之，整个经济刺激政策要区分哪些是短期的——解决预防经济活动中断的。另外，经济刺激政策一定要不妨碍经济转型——增长率、城市化水平、园区发展、出口，都发生了变化。

原子智库：基建投资并不是当下最需要的？

刘守英：还是要看投资的主要投向。有些投资是有意义的，而且也是有利于转型的。现在不是要做大的基础投资，而是要补民生的短板。民生的短板，我们还有欠缺，整个医疗体系、防疫体系、民生支出，都需要大量投入。我们长期以来重基础投资，要借这次（疫情）把这些扭过来，实际上也有利于转型、有利于消费、有利于把原来整个扭曲的结构去给扭过来。所以，不要延续原来高增长时期的高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补民生短板是非常重要的。像农民工进城后孩子的教育、农村的养老、城乡融合制度上的短板……有很多可以做的。

投资的投向核心，要研究未来中国的城乡形态会怎么变。我们整个高速增长期的城乡形态，基本上是城市化，整个城市化又是以行政为主导。接下来的投向，我认同几个都市圈的发展。

都市圈发展的好处在哪儿？

第一，原来在这个都市圈的原住民（包括农民），就可以落下来；另外，从内地迁到这些地方的人也能落下来——不是说都落到广州，是在都市圈的某个地方落下来，实际上让农民落户的成本下来了。第二，都市圈能够形成大城市、小城市和乡村一体发展。现在很多人一讲城市化就不谈乡村，一讲乡村就觉得是坏的。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应该是大城市和小城市、乡村在一个区域内实现融合：一是要形成要素的集聚，二是整个人口的集聚和经济活动的集聚能够重合，避免出现现在这种过时的城市化的模式——这是非常高成本的。像我们的户籍制度，改的也挺快。农民在郑州等省会城市也都能落户,就是北京和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地方稍微严一点，其他的都放开了。未来，中国经济版图很大程度上会发生很大变化。

如果是这样的思路，我们启动经济是有很大空间的。就是拉投资、拉投资，主要是投向要对。未来都市圈的基础设施投资、公共品提供、民生投资，有很大的空间。这些东西投了以后，整个中国未来的城乡形态也变了，区域的形态也会发生很大改变。我不反对基础设施投资，关键是要投对。如果投不对，最后还是按照原来分项目、各地来引，那是要出很大的问题，而且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又变成了投资是为了保增长。

中国已经不在产业链低端了

原子智库：这次疫情一方面让大家看到世界联系的紧密，另一方面高度相互依赖的产业链也显示了其脆弱性，因此很多人担心，疫情之后外资会出于确保供应链安全而多元分散布局上下游产业链。尤其是在所谓日本政府拨款22亿美金资助日企回迁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库德洛呼吁美国相关企业回撤后，担心产业迁移和产业链脱钩的声音非常引人瞩目。甚至有些人认为，疫情之后，全球化将面临调整、国际格局将会大变，您怎么看？

刘守英：产业链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在哪儿？中国加入了全球分工体系，而且从九十年代以来，在全世界的产品空间里，中国非常成功的从一个简单的产品空间上升到比较复杂的产品空间，产品复杂度不断提高——像电子、机械，在全球产业链里越来越进入到比较复杂的空间。所以，我不大同意很多人说我们产业链还在低端，我们已经不在低端了。当然，跟美国、德国、日本比，我们产品复杂度还相对要低。但我们已经从低产品复杂度进到中高产品复杂度空间了。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为什么越来越高？

这次疫情以后，我们的产业链实际上是担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全球化的格局。上一轮中国产业链和产品空间复杂度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中国加入到全球分工体系里，利用我们的优势，在产业链上，中国是获益者。现在，大家都在说日本、美国制造业回流。回流的背后是什么？我是担心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会加剧。原来整个经济全球化基本上是跨国公司主导的，要素在全球的配置基本上是跨国公司在主导，各国的政治、民族对整个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干预相对比较小，才有了中国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在全球化中让你长起来。

从经济全球化来讲，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经济全球化就是企业、跨国公司、资本在全球格局下寻求要素的再配置、投资，这个大的格局不会变。唯一变的是什么呢？中国也参与到海外投资，原来主要是人家往我们这儿投，现在我们也成为全球化投资的主体之一了。我们从原来生产要素的输入国，变成全球生产要素的竞争国。所以，第二个问题是，在整个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一些高端的、正要升级的东西——关键的产品和技术，是需要和发达国家去做全球化的。这个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一方面要跟他们去做这个，另一方面我们的产品、资本又要往其他的地方输出、去投资。最主要风险的是，我们产业链升级过程中，面临的非经济因素干扰会加大，这会影响中国的产业升级。

另外，制造业回流到美国和日本，实际上取决于原来美国、日本发达国家的整个产业升级。就是产业转移也有一个问题：跨国公司在要素往不发达国家配置的时候，也有点过猛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当时转到中国这些地方来，是因为成本优势——在美国、日本成本算不过来，才跑到中国来。比如本田的汽配，在日本是小车间，在中国给他多少地啊！我们整个投资环境、成本，当时比他们要低，所以才有优势。

现在产业回流，主要是两个因素：第一我们的要素成本也在上升——我们土地成本不便宜了，劳动力成本也不便宜。即便没有这次的疫情，这些跨国公司本身也在寻找成本更低的地方。

这样就看到，回流的是什么呢？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很多也不是要素成本都高，当时往中国这边流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这边条件太优厚了。现在回流的，很正常的是这种回流。比如土地成本不高、能源成本不高，唯一就是工资成本比你高——但那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机器人，能源成本比中国还低，土地成本在美国就低了。这种可能会回流。

第二，技术如果被卡脖子，很多投资就没法在中国做了，有些成本的洼地显出来。

一个产业是各种要素组合和配置，到目前的发展阶段，技术、资本、劳动替代价值链等等这些，在中国的配置如果技术被卡壳，组合就会受影响。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会回流，或者是在全球再配置，也是会发生的。

当然，这里有国家博弈的因素：一些科技的、核心技术的东西，发达国家的控制肯定会更敏感、更严。但是，要素组合也有新的变化。

对中国来讲，下一步产业链最主要的问题是：第一、中国原来有一定优势的像电子、机械、家具这些产业，因为疫情时间过长，会影响发展、会导致产业链中断等困难。第二、升级过程中的这些企业和产业，这次疫情后肯定有一场逆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化的大形势肯定会发生很大变化。

概括来说：一是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产业优势会受影响；二是要升级的产业和全球化的趋势，因为疫情因素会受影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新闻×原子智库（ID：AtomThinkTank），作者：刘守英，对话：欧爱萍